徐州会议议决了十条，是：
　　一、尊重清室优待条件；二、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四、电劝独立八省取消独立，否则准备以武力对待；五、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指国民党员）参预政权；六、严整兵卫，保全地方；七、抱定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械饷项，仍当通力合筹；八、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政府罢除苛佃杂捐，以苏民困；九、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十、中央实行减政，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
　　这十条决议案，其实都不是各省代表的意见，也未讨论或引起争论，完全根据张勋的《会议纲要》照写下来的。
　　徐州会议结束后，张勋以大盟主自居，公然发出哿电（6月20日），反对惩办帝制祸首。电报说：
　　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近日南方各省坚执前言，操之弥急，如果相持不下，则南北势成冰炭，仇衅相寻，责难无已，万一战端再起，外人从而干涉，窃恐瓜分之祸，不在帝制发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之时，律以误国之愆，必有尸其咎者，匪特公论自在人心，即勋一人断不承认。而报纸讹传，竟谓勋曾电政府亦以惩办祸首为请，实系妄相揣测，不知勋素持公道，屡有宣言，定不随声附和，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这真是千古绝唱，张勋把包庇帝制祸首说成是：“公论”、“公道”；把南方反对帝制说成是“南北之争”，更且用瓜分和误国等名词来威胁人。
　　在这次徐州会议召开时，外间盛传是讨论复辟，因此全国大哗，张勋乃于6月10日给北京陆军部次长田中玉、巡警总监吴炳湘公开否认是讨论复辟，原电云：
　　勋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袁大总统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恒泛，故居常每对人言，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负，第此纯系私感。至大势所趋，则勋素以国家为重，万不肯以一毫私见属于其间，今者国家多故，变出无常，适勋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会，并有谣传谓勋主张复辟，实无其事。勋。蒸。印。
　　参加徐州会议的原来只有奉、吉、黑、直、豫、晋、皖七省代表，会议后张勋继续吸收各省北洋军阀参加，因之九省同盟及十三省区大同盟的传说盛行一时。加入同盟的军阀，尽管抱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这个同盟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除了参加的军阀而外，还有帝制派和政治阴谋家在幕后兴风作浪。他们也各有目的，有的企图推翻共和制度，以便恢复个人自由，有的则是利用军人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除徐州而外，天津也是一个策动政治阴谋的大本营，其中有推举段祺瑞为副总统、以徐世昌为内阁总理以及驱逐黎元洪、拥戴溥仪复位的各种不同主张。天津、徐州之间经常有秘密人物往来，传说徐世昌也曾秘密到过徐州。
　　8月间，众议院议员赵炳麟提出军人不得干涉议会案，张勋就联合多人通电予以痛斥。9月间，众议员陈允中等质问督军同盟的问题，张勋等又有第二次排斥国会的通电发表。
　　8月5日，司法总长张耀曾由云南到上海，下榻孟渊旅馆。正当其时，上海海关在轮船中查获大宗烟土，据说张的随员孙世奇有重大嫌疑，可是张否认随员中有孙世奇其人。张是属于国民党右翼的阁员之一，国民党参加内阁本来是段所不喜的。8月13日，北京政府忽然发表一道重申烟禁的命令，命令指出：“不法之徒，巧假护符，暗中贩卖。”这道命令显然是影射西南人物而借以打击他们的。不久查明，上海烟土案牵涉到唐继尧的兄弟唐继禹，而与张耀曾无关。张于8月25日到达北京。上海烟土案发生后，张勋不管与张耀曾有关无关，就发表冬电（9月2日）说：
　　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国务院为一国最高行政机关，岂容有此败类厕足其间。……勋敢代表大多数之国民曰，此等阁员，此等议院，我辈国民断难承认。
　　这时国会已经通过了内阁总理同意案，并且通过了全体阁员名单，因此段不能不出面来替国会讲几句话。他劝告张勋勿再干涉国会。张勋回答说，他不是干涉国会而是“监督国会”。9月中旬，黎也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徐州来疏通。不料通过劝告和疏通，张勋反而更加猖狂，公然联合北洋军阀多人发表元电（9月13日），用更大的火力攻击张耀曾说：
　　……政府隐忍而不言，国会盲从而通过。……国会为立法之地，总长为执法之人。法若不行，何以服众。自兹以后，勋等何能再以禁烟法律强令国民，惟有任其自种自运自吸，不过问而已。勋等料各省法庭引为奇耻，忍无可忍，必有与法部断绝关系之一日。……张于此案为嫌犯之一，无论有罪无罪，均应停职付诸法庭。……如以勋等所言为是，请即日罢斥司法总长张耀曾，即交法庭公开审判，以谢天下。如以张耀曾所行为是，即请立罢勋等之职，以谢张耀曾。倘政府仍有为难，即请将勋等与张耀曾一律罢斥，以平其气。……坐衣冠于涂炭，勋等所不屑为，甘缄默以终身，勋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责之义，不辞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伫候明训。
　　列名这个电报的有倪嗣冲、姜桂题、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杨善德等。
　　张耀曾愤愤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辞职。在辞呈中说他“无罪可言，无责可负”，并建议：“张勋目无中央，威逼政府，请严加惩治以安国本。”他说张勋既为“原告”，应当到法庭来和他对质，如果是诬告，应当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计较”。段也只说了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9月21日张勋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徐州会议，并将七省攻守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兖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当这些军阀代表到徐州时，张勋派绿呢大轿前往车站迎接，并包订徐州四大旅馆为招待所。会议在巡阅使署大客厅举行，门禁森严，代表入场亦须通过人身检查。会议决定：推举张勋为十三省区的大盟主，并制定《省区联合会章程》十二项如下：
　　一、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二、本团体为防止暴动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三、本团体为维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四、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事经开会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五、本团体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其不及往返电商者，经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六、本团体如有必须集议之事，应由各省区各派代表到会与议，其集议地点临时决定之；七、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治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八、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以制服之；九、本团体为主持公道起见，凡有挟持私忿、假借它项名义倾陷报复者，本团体应仗义执言，加以保护；十、各方面对于本团体如有存心破坏及谋削弱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十一、本团体应需经费，由各省区酌量担任；十二、本节略仅具纲要，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均由众议随时规定。
　　这些条款说明：徐州会议的目的不仅在于组织一个对抗国会、国民党和西南各省的军事同盟，而且也在于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为各省军阀割据打下更有力的基础。这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内，凡有损害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都认为是共同敌人而以武力对付。
　　9月22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由蚌埠赶到徐州来，亲自参加会议。在倪的建议下，当天的会议改为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认为仅仅制定章程而不采取行动是不够的，因此建议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张耀曾五总长，并将此项决议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内答复。这些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华民国一脚踢翻，改为中华军国，并向西南各省采取战斗姿态，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顾虑，认为没有取得本省督军的授权，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国会”改为“除去国会中暴乱分子”，但是大家仍然做不得主，因此当天的会议没有结果就散了。
　　24日，国务院秘书曾毓隽从北京带来一个电稿，因此会议以讨论这个电稿为主题，张勋、倪嗣冲都竭力主张照原稿通过。25日，便用张勋、冯国璋、王占元、李纯、倪嗣冲、张作霖、孟恩远、郭宗熙、毕桂芳、许兰洲、曹锟、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张广建、田中玉、杨善德、卢永祥、陈光远、李进才、李长泰、张敬尧、范国璋、蔡成勋、张永成、张树元、王金镜、鲍贵卿、唐天喜、施从滨、徐占凤、陆锦、杨以德共34人的名义，照北京带来的原稿发出通电说：
　　唐绍仪学识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检，秽德彰闻。……唐绍仪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数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内阁总理，国会以比款用途相诘，唐恧颜结舌，无可为词，竟至弃职潜逃。唐之此来，实将要结外援，阴图不轨。……务请大总统勿令就职，倘竟不察，使长外交，必至佥壬误国，华夏蒙羞。勋等于唐署名签押之件，一律不敢预闻。除公举代表与唐清算比款外，合词电呈。
　　这个电报比起攻击张耀曾的电报来，火力更加猛烈。列名者由15人增至34人，除山西、陕西、新疆三省督军未列名外，几乎是用北洋派的全体名义与一个手无寸铁的北洋老官僚作战。列名者有督军、省长、师长、都统、护军使、镇守使，最后一名是直隶警务处处长，堪称角色齐全。攻击张耀曾的事实虽不正确，但还有些牵连，这个电报列举的事实却都是凭空捏造的，例如比款是用以解散南方的民军，唐绍仪辞内阁总理是由于受到袁世凯的压迫，而“要结外援，阴图不轨”也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攻击张耀曾的电报，仅仅假设到各省司法机关将与“私运烟土”的司法总长脱离关系，而这个电报却明显地指出列名各省都要与“凡庸猥下”的外交总长脱离关系。以前海军独立，宣言“不接受北京海军部的命令”，这次列名各省准备与北京外交脱离关系，也就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他们还怕电报吓不退唐绍仪，准备采取派人到天津查账的实际行动，威胁他不敢到京就职。实际上，这个电报是由张勋、倪嗣冲两个人包办的，各省军阀代表有些是随声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态度。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长官请示后才能决定签名与否，倪嗣冲就站起来大声地说：“你们不能代表，就让我来代表吧”，即提笔代为签名。因此，冯国璋、李纯、王占元都通电否认同意列名，并且撤回了他们的代表。冯国璋派代表到北京声明此电未经本人同意。这是长江三督在北洋派中另树一帜的一个开始。
　　9月25日，唐绍仪通电辞去外交总长。他在电文中痛斥张勋说：
　　张勋盘踞徐州，形同割据，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赋税由其征收。近且搜集逋逃，号召徒党，以悖谬不法之言论，干犯国会尊严，以无稽之谈，肆诋司法总长，勒令解职。
　　电文附带指责北京政府对广东问题处理不公：
　　龙济光督粤三年，纵兵殃民，奸淫抢掠，甚于盗贼，以为政府曾奖以有世界眼光，故虽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为无理之要求。近虽交印，而仍占据孤山，勒索巨款，以备独霸琼岛之需……。李烈钧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国之人，滇南起义，投袂而兴，间关万里，转战名城，乃其结果不及一残暴冤酷之龙济光，烈士灰心，端人解体。
　　唐绍仪的辞职电发表后，黎派府秘书长丁世峄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来无意于到北京参加段内阁，其外交总长一职，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动身到天津来，也是受黎的邀请。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气对他十分不利。段认为：黎坚决邀请唐入阁，只是为了夺取内阁总理，因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阻止唐到北京来就职。
　　段利用徐州会议打击了政敌唐绍仪，但是这个武器反过来又伤了自己。在督军团猛烈攻击唐绍仪的同时，徐州会议还讨论到内阁问题，张勋主张推举徐世昌组织内阁，段应退为徐内阁中的陆军总长。张勋排斥段内阁具有两种用意：第一是与段争夺北洋派领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为清室复辟开辟道路。因此，徐州会议在北洋派内部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张勋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
　　徐州会议还存在张勋与冯国璋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好的。冯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并不是甘心充当张勋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会议酝酿政变，企图夺取总统的地位。但张勋自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签发电报，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与自己一系的李纯、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长江三督和徐州之间的不合作的态度。
　　张勋与其他各省军阀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由于张勋妄自尊大和独断独行，各省军阀敢怒而不敢言。张勋每发表一次意见，各省军阀只能随声附和。一次，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同意电报来迟了一步，他就大骂李破坏北洋团体，影响盟主威信，吓得李来电谢罪，并且诿过于秘书办稿太迟。后来北京选举副总统，张勋命令各省盟员通电为徐世昌捧场。李很快地就有回电说：“与其推戴东海（徐），毋宁推戴我帅。”
　　这时候各省北洋军阀纷纷仿照前清督抚的成例，称为“某帅”，只有张勋一个人称为“大帅”。由于大盟主的威风越来越大，除了退盟的长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员逐步地下降为他的应声虫。其中有些恬不知耻地建议以后不必召集会议征求同意，一切问题经由盟主决定，大家无不乐于服从。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盟员对盟主的反对是越来越深了。
　　“大帅”驻节的徐州，有时成为政治避难所和各种各色政治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的“市场”。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缉的帝制犯顾鳌、薛大可都被“大帅”聘为机要秘书。张勋还有电报邀请杨度、孙毓筠等全部被通缉的帝制犯都到徐州来，北洋派有关的下台军人政客如陆建章、阮忠枢、龙觐光等都被“大帅”礼聘为高等顾问。暗杀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帅”的座上客。9月27日，号称“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为应“大帅”的邀请，也到徐州来进行活动。
　　徐州由“中华军国”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成为复活“大清帝国”的半公开活动场所了。因此，全国人民对徐州会议一致表示愤慨，南方五省督军也有通电加以斥责，黎一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目无法纪的行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军人开会干政的命令。命令说：
　　近有少数之人，每囿一隅之见，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具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这是北京政府敢于公开谴责各省军阀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绍仪的外交总长，这就说明北京政府对制止军人干政是外强中干的。
　　同一天，段以内阁名义发表艳电（29日）说：
　　近阅迭次通电，热诚所激，间有过情，道路传闻，并有约期集议之举。嗣后国家大计，诸公有所献替，幸其各抒所见，剀切直陈；其或关系重要，亦可专员来京申意。苟利于国，敢不拜嘉。至于逾轨之行，举非国家统一所利，诸公躬膺重寄，务乞以身率属，共济艰虞。
　　这个电报把他们干涉国会、排斥阁员、威胁政府、图谋不轨种种不法行为说成是“热诚所激”，把公开举行的徐州会议说成是“道路传闻”，并且委婉其词地教导他们，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采取较为隐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许的。这个电报发表，就使制止军人干政的命令成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电（30日）分致各师、旅长说：
　　各师、旅长以治军为专责，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近阅上大总统有电，竟有该师长等联名其中，殊背军人之义。各该师、旅长于整顿军队计划有所建言，尽可到部或派员陈述。至于私约会议，有淆听闻，甚非国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国务会议上声明他并未预闻徐州会议。他说：
　　当项城（袁）病情险恶的时候，张勋要带五千兵到北京来，我打电报警告他说，你如果敢于带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时我还电约华甫（冯），如果张勋敢于调兵北上，请他派兵和我的军队两面夹攻。
　　北京政府对禁止军人干政发表命令后，那些“唯大帅之马首是瞻”的各省军阀纷纷电呈不再参加会议，并且撤回了他们派往徐州的代表。冠盖往来的徐州顿然呈现了人去楼空的冷落场面。张勋电问段，艳电是否出自总理本人的意志？回电说：“吾辈私交虽厚，公谊难容。”因此，张勋牢骚满腹地通电有关各省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党难！”尽管张勋的气焰被压低，徐州会议不能继续召开，但是帝制派、政治阴谋家和投机政客仍然十分重视张勋的军事实力，段的策士徐树铮仍然与他密电往来，梁启超也曾到过徐州。因此，张勋还敢于以个人名义继续发出攻击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电报。当国会提出关于徐州会议的质问案时，他还敢去电恫吓国会说：“部下健儿阅报后，群情愤激，拟入京面较曲直，然后待罪阙廷。”
　　民国6年1月4日，倪嗣冲和北方各省军阀代表到南京来向冯国璋祝寿。这一时期，北洋军阀常借各种酬应方法接触，祝寿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寿的名单中，有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丁士源等。
　　此后王占元的52岁寿诞、倪嗣冲的50整寿，都是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而北洋军阀们自冯国璋领衔的规劝电发出后，纷纷大做文章，什么“拥设论”、“国会不良论”、“责任内阁制论”。这一期间的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军阀们的“高见”。
　　6年1月7日倪嗣冲邀请到南京祝寿的代表们到徐州举行会议，这就是第三次徐州会议。国务院听说徐州又在开会，乃发出了三个电报，一致冯国璋，请他就近劝告各省代表取消这个会议；一致各省军阀，请撤回他们所派的代表；一致靳云鹏，劝其勿出席徐州会议并应迅速回京。其实，这次会议，段是暗中鼓励的，因段系要人都参加这个会议，同时因为一般空气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愿意蒙受驱黎或者压迫国会的恶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杀人，假手于一个老粗张勋。
　　1月9日徐州会议开幕第三天，决定了五点：一、请总统罢斥“佞人”；二、取缔国会；三、拥护总理；四、淘汰阁员；五、促成宪法。
　　这次会议是段的胜利，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有利于段。而在这个期间，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于1月5日抵北京，解散国会之说甚嚣尘上。研究系是个温和妥协派，现在他又和北洋实力派携手，正如民国2年进步党支持袁世凯一样，梁这次入京，对府院问题主张调和，他且以调人自居。黎对梁说：“政治上总统立于高拱无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约法》上陆海军大元帅之权，我是不能放弃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对内阁制，而各省督军在《约法》上应受大总统的管辖，不应受内阁总理的指挥而为攻击总统的工具。
　　梁启超劝段在礼貌上对总统让步，有话尽好商量。段说：“我生平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敷衍人，不会应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时候，我进府向总统一鞠躬，退出时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多年生性。”
　　梁启超做调人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段的个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实权上一点不放松，面子也不给黎，黎、段之间如何能够化戾气为祥和？


第109章 对德绝交
　　北京政府于6年3月14日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照会内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画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锁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黎元洪同时布告全国云：
　　此次欧战发生，我国严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国政府照会，德国新定之封锁计画，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等语。当以德国前此所行攻击商船之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计画，危害必更剧烈。我国因尊崇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遂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德国不撤销其政策，我国迫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在我国深望德国或不至坚持其政策，仍保持向来之睦谊，不幸抗议已逾一月，德国之潜艇攻击政策并未撤销，各国商船多被击沉，我国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数起。昨十一日据德国正式答复，碍难取销其封锁战略，实出我国愿望之外。兹为尊崇公法保护人民财产计，自今日始，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特此布告。
　　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辛慈于3月27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中国和德国绝交之后，中国政府应该归还德国的赔款以及欠款就都停止交付，把这些钱提存中国银行。荷兰驻华公使公然送来了一个照会，声称他受德国政府的委托，代管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中德并未宣战，中国政府不能适用对待敌国的办法，没收德国的利益和财产。英、法两国的驻华公使则要求将上述款项提存外国银行。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3月13日康有为元电，3月14日张勋寒电，3月16日王占元谏电，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康电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冯国璋于11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段的“亲日”和“参战”是怎样形成的呢？
　　段亲日是受曹汝霖的影响，曹汝霖被称为新交通系领袖，他说服段的理由是：“英、美虽强而远，远水难救近火，袁项城外交失败在此；日本近而强，中国内政问题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袁舍近图远，忽视日本而亲英，结果日本反对帝制，袁遂失败。”他这套理论似是而非，可是却打动了段。
　　后来，段听了日本公使一席话更受影响，日使说：“世界上任何国家，未有不安内而能攘外者。中国政府倘欲实现统一，日本愿借款和供给饷械，先成立模范军（注：就是后来的参战军）为中央直接之武力，借可作统一中国的力量。”段听了大为感动，他自认是袁世凯的继承人，始终没有放弃由北洋系统一中国的美梦。同时他也知道旧的北洋系已腐化到了极点，督军团只是摇旗呐喊、相互利用的工具，如果想以武力统一中国，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用之财。如今日本人打中了他的要害，愿意支持他武力建军统一中国，岂不是正中下怀。这就是段祺瑞亲日的原委。
　　至于对德问题，日本初是不赞成中国对德绝交的，因为中国这样做是尾随美国，日本颇有醋意，所以日本一再告诉中国如要和德国绝交，不必先谈条件。到了中国和德国绝交后，美国深感满意，认为中国这样做已经很够了，不必再进一步对德宣战，日本人获知美国意思，就反过来极力运动中国参战。日、美在中国的相对态度，正好像黎、段对德问题的态度一样，你赞成的我就反对，我赞成的你也反对。
　　黎认为对德问题只应做到绝交为止，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有一天，段邀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等同到公府向黎讨论对德宣战的利害关系，并且请黎宣示其反对宣战的理由，黎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但是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平日素以舆论权威自命的梁启超接着说：“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黎把眼光望住了王士珍说：“军界也不赞成，聘老就是一个。”王士珍被黎抵得毫无闪躲的余地，只得含糊其词地说：“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如果德国战胜，事情就难办了。”
　　事实上，此时黎、段两人的对立已经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黎的军事幕僚们正在竭其所能地进行着倒段的阴谋。哈汉章利用前清末年与冯国璋在军咨府共过事的关系，极力怂恿黎采取联冯制段的策略。蒋作宾与张作霖有密电往来，极力诱惑张拥黎倒段，允许事成之后给以更大的权力地位作为报酬。蒋的密电被段查出来，曾怒不可遏地下了一道逮捕蒋的手令，由于有人劝他慎重考虑，这道手令才没有发布下来。段原是看不起张作霖的，从此也就不能不予以重视，因此派人到奉天进行联络工作。
　　3月27日，广东督军陆荣廷继冯国璋之后到了北京，这是护国战争后西南派军人亲自到北京来的第一人。陆是由上海取道津浦路北来的，22日在南京会见了冯国璋，24日火车经过蚌埠时会见了倪嗣冲，倪陪同他到徐州会见了张勋。张勋和他早年曾在苏元春营中同事，因此，把他当作亲密的友人，亲自到车站来迎接。张勋十分感慨地说：“咱们弟兄俩多年不见面，当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咱们俩，而咱们俩也都是老头子了。”他情意殷殷地邀请陆荣廷下车到巡阅使署盘桓几天。当到达巡阅使署大花厅的时候，张勋就行着前清同寅见面的跪拜大礼，陆只得也跪了下去，在举行宴会的时候，倪谈到他反对对德宣战的一大套理由，并且请陆表示意见。陆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外交问题不应当表示意见。”倪听了很扫兴地说：“干帅（陆）打起官话来，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张看见局面尴尬，遂转变空气说：“今天老兄弟相聚，不谈国事，只叙旧情。”
　　陆荣廷到了北京，于28日谒见黎、段，29日到清宫会见溥仪。因此复辟派散布谣言，说他“献女为妃”和“宣统皇帝赐以内帑三万”。段对陆寄以很大的期望，想把他拉过来作为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爪牙，像以前拉拢龙济光一样，黎对陆也很重视。国会议员因为陆有“再造共和”的虚誉，特于4月5日在迎宾馆公宴招待。陆在北京的时期，所受到的热情招待还远过于离开北京不久的副总统冯国璋。
　　陆逢人表示他不贪名、不贪利、不争权位、不要地盘，愿意“解甲归田”。他推荐部下陈炳焜、谭浩明继任广东、广西两省督军；示意北京政府撤换与他不能合作的广东省长朱庆澜。黎、段都懂得他所需要的是更高的权位和更大的地盘，便于4月10日发表命令任陆为两广巡阅使，并根据他的请求以陈炳焜为广东省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省督军。这是继长江巡阅使张勋之后的第二个巡阅使。但是张勋不能节制长江各省，陆荣廷却能节制广东、广西两省。从此，巡阅使就成为驾乎督军之上的一个大头衔了。陆在巡阅使命令发表后，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然回到南方去了。
　　4月18日，北京政府因财政总长陈锦涛有接受贿赂的嫌疑，下令免陈的职，并移送法院处理。这是内阁阁员因犯刑事案受到法院逮捕的第一人。黎坚决主张提出袁世凯“嵩山四友”之一的李经羲继任财政总长，黎看中李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李是“合肥相国”李鸿章的侄儿，与淮军系统有历史关系，与张勋的关系更深。黎原来想借重北洋派元老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替段组织内阁，以免引起北洋派的反感，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敢接受，因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想把这个有实力背景的老官僚摆进内阁中去，以便在适当时期派他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这一财政总长提名案，在4月27日通过众议院。


第110章 督军团和公民团大闹北京
　　民国6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12日，美国驻华公使向美国政府建议借款中国以促成中国对德宣战，同时，日本公使谒黎，声明中国如因参战引起内争，日本政府愿意采取立即援助中国政府的行动，这显然是表示对段的积极支持。
　　段早已决心对德宣战，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的反对，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会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因此，4月中旬他用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并且说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段本来打算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的问题。这个会议，决定与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合并举行。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于是段对外乃不用军事会议之名，可是实质上则确是军事会议。
　　段原意想把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邀来参加会议。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接冯，并且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可是冯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关系和府院关系都很复杂，他觉得已经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段一再来电催促，他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他懂得在紧要关头生“病”。至于张勋也不愿意在段的手下充当一个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坚决拒绝北来。陆荣廷已经从左右为难的政治斗争场所脱身，来到风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
　　首先应召到北京的是北洋派急先锋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时还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反战论调。到天津时公开地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他还不懂得北京政府的行情，以为总统是一国的元首，地位在内阁总理之上，因此到北京时不先见总理而先见总统。他原来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两人对他的印象都很恶劣。他见黎时态度非常恭顺，保举侄儿倪毓棻为陆军中将，保举儿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过去他在权威赫赫的袁大总统的面前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满以为这位“宽厚慈祥”的总统不会拒绝他的要求。不料黎对段内阁召集军事会议这一举动本来很不痛快，对倪更存有厌恶之心，又想借一个军阀开刀以立威，因此沉下脸色来大声叱斥说：“怎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倪想不到碰了这么大的钉子，只得诺诺连声地退出来。
　　倪又跑去谒段。段虽然对他同样厌恶，却态度和蔼可亲地向他详细说明对德宣战并不需要出兵的内幕。于是，这个反对参战最力的地方军阀顿然变成了主张参战最力的健将，从参战足以召亡的论调转为参战始能图存的论调，并且大声疾呼地说：“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继倪嗣冲之后，先后应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等。其余北方和西南各省督军都派代表列席。4月25日，军事会议开幕，出席和列席的督军、督军代表20余人，海军总长程璧光和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也都被邀参加。段亲自主席，说明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军制和外交问题。督军公推李纯代表发言，关于外交问题，会议前已经接洽好，大家都不反对对德宣战，各督军并拟一同到协约国各公使馆联络感情。段早已准备好一张签名单，上面写着“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请各省督军和代表亲笔签名。以一个省区或一个军区（包括护军使）为一权，共计25权，全场一致签名。这种表决方法，正像以前袁世凯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代表一致投票赞成君主制度一样，是“旧戏重演”。
　　随后段提出统一军队编制，规定军官标准以及裁兵节饷等问题。当然，叫督军们赞成对德宣战而不要真的出兵是容易做得到的，叫督军们裁兵节饷可就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害，大家都不愿接受，而段也没有坚持下去。因此，以后继续举行军事会议时，各督军都不出席而只有代表参加，段也不出席主持而改派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为主席，始终没有做出决定来。这次军事会议就成为只讨论外交而不解决军事的一种会议了。
　　督军们联袂拜会协约国各公使，各公使也居然设宴招待他们。
　　5月1日，国务会议正在举行，忽然闯进来二十几个督军和督军代表要求参加会议，这又是在国内政治上从来未有的事情。各督军公然在会议上纷纷发言，首先是倪嗣冲主张无条件加入协约国，快快加入。张怀芝接着说：“地方上老百姓都是要打德国的，如果不尊重民意，就会闹出风潮来，咱们地方官负不起这个责任。”孟恩远、李厚基也都随声附和。这时外交总长伍廷芳已提出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正在请假中，都未出席阁议，财政总长李经羲未就职，内务总长未补人，交通总长许世英因贿案被免职逮捕，因此参加阁议的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农商总长谷钟秀、司法总长张耀曾三个人。这三个阁员都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对德宣战问题就是这样算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
　　5月2日，段在迎宾馆邀请两院议员举行茶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表示，此案提到国会来，两院议员一定本良心上的主张，来履行代表国民的神圣职责。段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表示意见，汤用手指搔着头皮，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段就举杯请大家略用茶点而散。
　　当天下午，日、英、法三国公使在法国公使馆举行会议后，即电约外交总长伍廷芳在迎宾馆见面。日本公使林权助代表各公使发言，表示协约国愿以诚意与中国政府商议中国参战后应得的权利，以释议会之疑。林权助又于同日以代表各公使的身份谒见黎，表达此意。
　　同一天，段派王宠惠到上海疏通反对宣战的孙中山和唐绍仪等。
　　对德宣战案原定于4日提交国会。根据当时的观察，国会中各党派的趋向，政学会反对参战的议员本来占有多数，但是由于该会领导人参加了内阁，不便坚持反对；研究系议员是全体赞成参战的；益友社的意见不一致；丙辰俱乐部的反对倾向较为明显。大体上，各党派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并不热心研究，而只是以党派和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自己所应采取的态度。段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又请各督军于5月4日假迎宾馆疏通议员。因此又将该案延缓提交国会。
　　5月4日，以王占元、张怀芝、孟恩远、李厚基、曹锟、赵倜、阎锡山、倪嗣冲及各省督军代表的联合名义邀请两院全体议员赴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到会议员400余人。督军团公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他说：“我本人当初就是一个反对对德宣战的。譬如一个医生，在没有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前，做不出正确的诊断来。我们到北京后，经过‘望、闻、问、切’，就知道中国有对德宣战的必要，而且不应当先提条件然后决定参战。譬如我们有朋友和仇人打架，我们先向朋友索取一笔报酬才肯助以一臂之力，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议员由汤化龙代表两院议员致答词说：“李督军的话，可供同人参考。军人与国会接头，这还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现在军人也居然认识国会，并且重视国会了。当然，国会对军人的意见也应予以重视。关于外交方针，全国应当一致，不能像一条头向东尾向西的蛇一样，蛇尾没有眼睛，是会把蛇身导向火坑的。此案未经讨论，我不能代表同人发表意见，但是我可以代表同人感谢各位督军认识国会和重视国会的盛意。”
　　就在督军团招待国会议员的同一天，段又指使各督军到公府见黎，想利用督军团的联合声势威胁黎，嗣后不得再阻挠内阁关于外交问题的决定。这次又是倪嗣冲首先开口，重复着他逢人便说的“只有对德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的老调。黎知道他们是受了段的指使，在威胁国会之后进一步地跑来威胁他，因此他的满腔怒火实在没有方法按捺下来，当面痛斥各督军不应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开会，不应以军人的身份闯入国务会议场所干预国政，不应擅自成群结队与外交团直接周旋。他气愤愤地说：“宣战媾和是本大总统的特权，不许你们侵犯，你们责在守土。”
　　当倪嗣冲提到“各国公使都希望我们参战”的时候，黎的气就更大了，他大声地怒吼：“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倪又强辩他这次到北京来是奉召参加军事会议的，不能算是擅离职守。黎怒斥说：“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
　　这是北洋军人首次受到的厉声呵斥。当袁世凯权威极盛的时期，总是惯于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爵羁縻他们，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素称宽厚慈祥的黎会给他们这样大的钉子碰。究竟总统是一国的元首，他们受了气也还不敢当面顶撞，只得诺诺连声地退出来。
　　当天晚上，公府举行小圈子的秘密会议，讨论怎样对待专横跋扈的段。黎的军事幕僚都说，今天总统的脾气发得真好，这一来可使这些老粗们不敢再来欺负总统。黎自己也觉得他的脾气不应当老是闷在肚子里，发出来是有好处的。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个小圈子的秘密会议在府学胡同段寓举行。段也觉得局势很严重，总统和国会两关都不容易打通。他认为黎予督军团以难堪，言下不胜愤慨。此时傅良佐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没有大不了的事，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张国淦认为这不是办法，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段考虑了一下，也就接口说：“对，我们应当按轨道办事！”
　　段的轨道不是别种轨道，而是袁世凯的轨道，就是武力威胁与伪造民意双管齐下。他指使各督军策动各省人民团体，发表向政府请愿提早对德宣战的文电，因此，各省“人民团体”纷纷发出来这类的电报，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联想到袁世凯在表决国体时期发动各省通电一致赞成君主制的旧时情景。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更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团体”的电报是从北京电报局发出来的，而从上海电报局发到北京来的，却是上海商会和各团体反对中国参战的电报。
　　黎本拟通电各省省议会、商会及各团体征求对参战问题的意见。黎知道全国各地的这些团体都是反对参战的，因此想利用“民意”来对抗段的“军意”，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手下有些策士（非军事幕僚）认为这样做将使北京政府陷于极端严重的危机，黎便有所顾虑而不敢发出这个电报了。
　　5月6日，段偕同各阁员到公府，请黎在拟就了的关于对德宣战案的咨交国会文上盖印。黎说：“这个问题关系不小，我们应当多加考虑。”范源濂又首先站起来当面指斥黎“优柔误国”。他抑制不住十分激动的情绪，在说完了这段话之后，竟然暴跳如雷地冲出去，因为用力太猛，关门时竟把门上的玻璃震碎了。接着，段默不发言，悻悻地不告而去。黎也不说一句话，示意把印盖好，将原件交与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黎立刻找司法总长张耀曾单独到公府谈话。黎问他：“国会不通过参战案，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张回答说：“即使解散国会，也应召集新国会，通过宣战案后，才能公布执行。但是《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规定，违反《约法》就等于谋叛。”黎不禁神情旺盛地说：“对，谋叛就是造反！”此时黎把他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国会上，因为国会中为数不少的政学会议员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他又知道段的外交方针在未提交国会之前首先取决于军事会议，并且指使督军团对国会采取表面联络而意在威胁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会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议员都不甘心做段的工具，看上去参战案有难于在国会通过的趋势。
　　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