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段在国务院邀请国会各党派主要人员108人举行谈话会，解释对德问题的四个疑点：第一，说明俄国发生革命，俄、德单独媾和的谣言没有根据；第二，保证参战后对日本没有秘密外交，中国政府并不偏重一国；第三，对德宣战后中国没有实际战争，全国无施行军法的必要；第四，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当天晚上，国会中各党派纷纷开会讨论对外交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宪法研究会（研究系）决定同意政府对德宣战的政策，益友社反对无条件地对德宣战，政学系反对和赞成的两派旗鼓相当，表决时反对派仅多获数票勉强超过半数。事实上国会对参战问题意见非常混乱，除研究系旗帜鲜明外，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坚定不移的主张，也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全体一致的主张。
　　正在这时，张勋忽然来电说，内阁及军事会议所决定的外交方针不能变更，如果国会反对，就要采取最激烈的方法对付国会。
　　5月8、9两日，北京城忽然出现了“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这些光怪陆离的队伍，手持白布小旗，在象坊桥国会附近一带蠕蠕而动。10日下午，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这些“公民团”从四面八方聚集有2000余人，看见议员走过，就投以各种各色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议员如果拒不接受，就被他们拉下车来施以殴打，当场受到殴打的有邹鲁、吕复、田桐、陈策、吴宗慈、郭同等10余人，田桐受伤最重。“公民团”推举代表张尧卿等到众议院楼上议长室会见了议长汤化龙，要求在秘密会议上允许他们列席旁听，汤以不合议场规则加以拒绝。他们公然威胁国会必须当天通过政府提交的对德宣战案，否则“公民团”对国会和议员将采取激烈手段，请大家慎重考虑。众议院门外布满了武装警察，议场的四面便门都有佩带手枪的警官把门警戒，对议员们加以“保护”。被保护的议员都被禁止出外，而“公民”代表们却可以出入自由。
　　议长打电话到处求救，电话一直打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总统说：“已请段总理即刻处理这件事。”国务院回答说：“总理已派警察总监吴炳湘即刻到国会来处理这件事。”“保护”国会的警察和宪兵们，和“公民团”彼此不相侵犯。在外面指挥“公民团”和走进会场里自称为“公民代表”的，是陆军部咨议和差遣张尧卿、刘世均、刘文锦、赵春霆、吴光宪、赵鹏图等，还有众议院技士白亮、中华大学校长孙熙泽。有人看见国务院参议陈绍唐乘坐汽车往来指挥，还有人看见靳云鹏、段芝贵也曾到场指挥。至于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们，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杠夫和失业游民。
　　下午2时半国会开会时，无论任何党派的议员都以十分愤怒的心情，主张段内阁如果不解决这个突发事件，就不讨论对德宣战案。因此，全院委员会改为大会。大会开会时，议员张伯烈首先提议请内阁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三人到会，质问北京秩序是否尚能维持。这个提议立刻获得全场一致的通过，议长就分途打电话请段等出席，一面宣告停会以待。
　　一直到下午5时，范源濂才赶到国会，自称抱病而来，并且声明对“公民”请愿事前毫无所闻，当令警察予以解散，在“公民”未解散前他愿留在国会不走。他到议长室用电话催请段到院，并责成军警解散包围众议院的“公民团”。段回答说：“已命吴炳湘解散公民，俟公民解散后即到院。”此时院外叫骂声和拍掌声闹成一片，国会工友出外购买食物回来，都被“公民团”围拢来抢夺一空。“保护”的警察看见这种情形，就把各扇门都关了起来，据说是怕“公民团”冲进来对议员有所不利。议员们并不因此惊慌。他们说：“民国2年10月6日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6时左右，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到了，但是“公民团”仍然包围国会不散，而这位警察总监也并不下令解散他们，仅派警官招请“公民团”代表数人入内，婉劝他们先行撤退，有话从长计议。“公民团”代表要求面见汤议长或范总长，汤避不见面，就由范在议院警卫长室接见他们。他们提出了三项意见：一、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国会如不通过，要求政府解散国会；三、政府如不解散，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7时半左右，门外“公民团”的喧哗声忽然静止下来。他们分别排成了两行，让出空道，原来是段总理的汽车到了。段下车时，“公民团”摇旗欢呼，掌声雷动，段满脸挂着笑容，疾行入院。
　　国会因总理已到而继续开会。段出席发言说：“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解散。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引起军民冲突和不幸流血事故。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和平劝导的方法。”对于“公民”请愿一举，他诿称不知。议长宣布暂时休息，请总理于一小时之内解散门外“公民”，即引导段与范源濂及随同到院的陆军次长傅良佐等到议场后面的国务员休息室休息。
　　段派吴炳湘到门外进行和平劝导，向“公民团”代表高声喊道：“大家今天请退，有事明天再来！”人丛中就有一个人站在凳子上向群众演说道：“如果明天议员不到会，我们就去捉他们！如果明天开不成会，就请政府解散国会！如果政府不接受人民的意见，就放火烧掉国会。”群众报以热烈经久的掌声，但仍不散。
　　国务员休息室里坐着几尊“木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倒是议员休息室里谈笑风生，大家都说找到段总理为质，我们就更不怕外面的“公民”逞凶了。事实正是如此，“公民”把议员包围在院内，议员又把总理包围在休息室内。议员最难忍受的是饥饿，幸而国会隔壁就有政余俱乐部和政学会这两个党派的聚会场所，从那里抛进来大批面包饼干，因此饥饿的一关也就困不住议员了。在休息时间，被“公民”打伤了的邹鲁忽然攘臂而起，愤愤地说：“公民打得我们议员，我们议员为什么打不得总理！”他要冲进国务员休息室去打段，经大家竭力劝阻而罢。
　　“公民”包围国会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间9时，终于没有得到解决。竟有一些“公民”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意在恫吓议员接受他们当晚通过对德宣战案的要求，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到国会来采访新闻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中野，段恐因此引起外交事件，才命令吴炳湘从电话中招来一队骑兵把“公民团”驱散。
　　国会于9时半继续开会。范源濂保证加强国会的警卫工作，命北京城内各区警察加意保护议员住宅的安全，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故，希望议员勿因今日意外而介怀。说完了这些话，段与范源濂等偕同退席。
　　这时已是晚10时半，议员们再也没有心情继续讨论，当天的会议就此结束。被围达10小时之久因而疲乏不堪的议员们从议场里走出来，在军警的层层“保卫”下鱼贯而出，但是都找不到代步工具，因为他们私备的马车或人力车有的被“公民”捣毁了，有的看见风色不对逃跑了。
　　段所谓“按照轨道办事”，就是组织“公民”打手以威胁国会的一种轨道。第二天，有所谓京津各界公民联合请愿团24 000余人发表通电，痛斥“政府当场指使警察，滥用职权，威迫解散”。“公民”代表吴光宪、白亮到地方检察厅控告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蹂躏人权。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国民党系阁员伍廷芳、程璧光、张耀曾、谷钟秀建议内阁总辞职以明责任，段不肯接受，于是这四个人都单独提出辞呈。因此，5月12日国务会议举行例会时，只剩下段一个人出席，院秘书长张国淦劝段暂时引退。段还以为我不自动辞职，总统其奈我何？根据段的见解，如果总统下令免他的职，他本人拒绝副署，这道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但是张国淦援引内务总长孙洪伊被免职的一个前例，那道命令未经孙洪伊副署，但是事实上已经发生效力。因此认为总统要免内阁总理的职，可以用同样的手续办理。段被这句话提醒，才叫他赶快备好辞呈。当天晚上，刚回国不久的徐树铮忽然跑到张国淦的家里大肆咆哮：“你受了府方的指使，压迫总理辞职，将来北洋派瓦解，惟你是问！”接着，国务院秘书涂凤书携带辞职稿到府学胡同交段审核，被徐树铮抢在手里当面扯碎，从此段也不再提及辞职的话了。
　　段每天照常到院办公，他还打算俟参战案在国会通过后，即着手组织国防内阁，增设不管部阁员数人。他似乎蛮有把握地认为国会一定会通过参战案，而内阁也不会有严重危机，他一连用三道咨文催促众议院从速通过对德宣战案。
　　这时国会中各党派的态度已由不一致而趋于一致，都主张先解决内阁问题，后讨论外交问题。只有研究系议员于12日开内部会议时，决定了维持内阁及疏通国民党系议员通过参战案的方针。
　　黎对段照常到院办公感到惊奇。他向幕僚们得意地说：“且看他的独角戏唱到几时？”他对各阁员的辞呈都批了“交院”两个字，只是对伍廷芳的辞呈留中不发。有人问他，为什么伍总长的辞呈不交院并案办理。他闪烁其词地说：“为了外交的关系。”这是骗人的，事实上他是决心留伍继续任职，以便于适当时期派他代理内阁总理。
　　12日，督军团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倪嗣冲建议阻止总理辞职以免北洋派解体，在内外问题未解决之前，大家留在北京，并对国会议员继续施以压力。13日，各督军或以同乡关系，或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分别设宴招待国会议员，请其维持段内阁并通过对德宣战案。15日督军团全体联名在外交大楼招待全体国会议员，仍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首先声明“公民团”事件乃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希望各位议员以国家为重，不要因此动感情。李厚基且频频做叩首状，但是那天赴会的议员只有215人，场面非常冷落。
　　其实，各督军并不完全都是拥护段的，有的属望王士珍，有的推重徐世昌。他们为了维持北洋派的团体利益，主张由与北洋派有直接关系的人物组织内阁，这是唯一的共同之点；至于留段或者别有推戴，则意见并不一致。只有倪嗣冲和张作霖对段最卖气力。倪是“公民团”事件的幕后人和督军团的“发电机”。张在此时拍来电报说：“我总理当代灵光，舍身救世。进退之际，全局攸关。国是杌陧，继起无人。与其瓦全而未必能全，毋宁玉碎而不至于碎。应请钧座奋最后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无论任何地步，作霖不才，愿随海内豪杰，执鞭弭以从公后。”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黎派哈汉章到南京，想联合冯国璋作为倒段的同盟军。冯表示王士珍组阁最为适宜，并发表铣电（16日）对“公民团”包围议会一举表示不满。这是北洋派直系军人与皖系军人不合作的一种反映。16日，黎召王士珍入府商讨组阁问题。但是王没有勇气取段而代，坚决拒绝组阁，因此内阁问题仍然僵持不决。
　　“公民”的来源是什么呢？据北京《醒华报》载有“公民”王合新来函一件内云：“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点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现，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据说，五角钱一点钟是高等“公民”的报酬。


第111章 督军团再施压力
　　民国6年5月18日，北京英文《京报》揭露了中日军械借款的秘密消息。原来日本政府决定以一万万日元借予中国，以聘用日本技师和管理人员主持中国军火工业、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参战军为交换条件。5月上旬，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来华，以视察胶济路沿线情况作为幌子，事实上就是为了视察中国兵工厂和与段进一步接洽而来。这个消息传出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震动，对摇摇欲坠的段内阁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在揭露消息的当天被捕。
　　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等自上海发来表示严惩威胁国会暴徒的电报，也加强了原属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的倒段决心。孙中山并以个人名义电请国会先否决对德宣战案，不必侧重倒阁问题。
　　19日众议院开会时，议员褚辅成动议：“对德宣战一案原是以总统的名义咨交国会的，何以三次催请表决的咨文都用国务院的名义？国务院发出公文，应由国务会议决定，但是现在仅有总理一人而并未举行国务会议，因此本席认为此项来文不合手续。在内阁未改组前，本案应不予讨论。”这个动议以多数人的同意获得通过。从此国会与段也进入到短兵相接和势不两立的新阶段了。
　　国会复会以来，原来属于国民党的议员纷纷组织各自为政的小集团，力量分散，因此研究系以第二政党在国会中反而占据主要地位。由于段指挥督军团并又组织“公民团”威胁国会通过对德参战案，激怒了研究系以外的全体议员，驱使他们在倒阁的共同要求上重行结合起来，从此研究系议员又转居于孤立寡援的地位，研究系在国会内维持段内阁和通过对德宣战案的两个主张都已陷于绝望。此外，研究系关于宪法的主张，也在讨论宪法的二读会中失败。因此研究系对国会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感觉到这个国会仍然是由国民党多数把持的国会，对他们说来并不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他们看到段与国会已经势不两立，督军团在段的授意下准备采取压迫总统解散国会的步骤，于是他们竟然产生一种幻想，企图在解散国会以后，在新国会的选举中依靠北洋军阀的力量，击败国民党而使该党擢升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根据这一幻想，所以他们在国会将要被武力蹂躏的危急关头，并不与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挽救国会的命运，反而立于冷眼旁观的地位，并进而倒向督军团方面，替他们策划破坏国会。
　　就在众议院决定推迟讨论外交案的同一天，督军团又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公然参加了这个会议。督军团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督军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在此项目的未达到以前，各督军相约不离京，以便集中力量，对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
　　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国会并未否决参战案，只是推迟了讨论时间，而推迟讨论是受了“公民团”威胁国会的刺激，是由于内阁残破不全，这些理由都是站得住的。此外，军人公开地干涉外交，并以此为借口来破坏国会，究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此，不如借口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地违反宪政精神，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督军们对法律本来一窍不通，认为这个主意比他们的高明，决定采纳施行。倪嗣冲还补充了一个意见，就是总统如果拒绝解散国会，各督军便联名辞职，宣布不负地方治安的责任，大家也齐声叫好。可是，又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也不妥当，因为宪法尚未完成，假口宪法不良而请解散国会，未免言之太早，不如改作两个步骤，先呈请总统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如果国会拒绝改正，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此外，各督军相约不离京，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如果总统命令北京军警监视大家的行动，岂不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吓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由大家的部下来接任，岂不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全体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就在同一天，督军团用开快车的方法，呈请黎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全文如下：
　　窃维国家赖法律以生存，法律以宪法为根本，故宪法良否，实即国家存亡之枢。恩远等到京以来，转瞬月余，目睹政象之危，匪言可喻，然犹不难变计图善，惟日前宪法会议二读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查责任内阁制，内阁对国会负责，若政策不得国会同意，或国会提案弹劾，则或令内阁去职，或解散国会，诉之国民，本为相对之权责，乃得持平之维系。今竟限于有不信任之决议时，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凭，提案弹劾，尚须罪状可指，所谓不信任云者，本属空渺无当，在宪政各国，虽有其例，究无明文。内阁相对之权，应为无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参议院之同意。我国参、众两院，性质本无区别，回护自在意中，欲以参议院之同意，解散众议院，宁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内阁于时时颠危之地，更侵国民裁制之权，宪政精神，澌灭已尽。且内阁对于国会负责，故所有国家法令，虽以大总统名义颁行，而无一不由阁员副署，所以举责任之实际者在此，所以坚阁员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总理，为国家何等大政，乃云不必经国务员副署，是任命总理，虽先有两院之同意为限制，而罢免时则毫无牵碍，一惟大总统个人之意旨，便可去总理如逐厮役。试问为总理者，何以尽其忠国之谋为民宣力乎？且以两院郑重之同意，不惜牺牲于命令之下，将处法律于何等乎？至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层，议会专制口吻，尤属彰彰悖逆，肆无忌惮。夫议事之权，本法律所赋予，果令议决之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则议员之法律，无不可起灭自由，与朕开口即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异。国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权，将同归消灭，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议员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国家治理，能乎不能？况宪法会议近日开会情形，尤属鬼蜮，每一条文出，既恒阻止讨论，群以即付表决相哗请，又每不循四分之三表决定例，而辄以反证表决为能事。以神圣之会议，与儿戏相终结，将来宣布后谓能有效，直欺天耳。此等宪法，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扫地无余，势非举内外行政各官吏，尽数变为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我国本以专制弊政，秕害百端，故人民将士，不惜掷头颅，捐血肉，惨淡经营，以构成此共和局面，而彼等乃舞文弄墨，显攫专制之权，归其掌握，更复何有国家？以上所举，犹不过其荦荦大者。其他钳束行政，播弄私权，纰缪尚多，不胜枚举。如认此宪法为有效，则国家直已沦胥于少数暴民之手。如宪法布而群不认为有效，则祸变相寻，何堪逆计。恩远等触目惊心，实不忍坐视艰辛缔造之局，任令少数之人，倚法为奸，重召钜祸，欲作未雨之绸缪，应权利害之轻重，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犹忆天坛草案初成，举国惶骇时，我大总统在鄂都任内，挈衔通电，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犹颂声盈耳。议宪各员，具有天良，当能记忆，何竟变本加厉，一至于此。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奕世人民，重拜厚赐。恩远等忝膺疆寄，与国家休戚相关。兴亡之责，宁忍自后于匹夫？垂涕之言，伏祈鉴察！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这个呈文，传说是由研究系的幕后军师执笔代拟的。一切迹象证明：研究系不仅想依靠督军团的势力挽救他们在议场内已经失败了的关于宪法问题的主张，而且还企图在做不到时就解散国会，以便在下届国会中取得多数的地位。
　　这个呈文公推年龄最长的孟恩远领衔。督军和都统列名者为孟恩远、王占元、张怀芝、曹锟、李厚基、赵倜、倪嗣冲、李纯、阎锡山、田中玉、蒋雁行。由代表代替签名者为杨善德、张作霖、陈树藩、张广建、毕桂芳、姜桂题、杨增新。各省代表以本人名义签名者为冯国璋的代表师景云，刘显世的代表王文华，唐继尧的代表叶荃，谭延闿的代表张翼鹏。全部列名的督军和军事代表共计22人。只有安徽督军张勋、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四川督军戴戡并无代表在北京，所以榜上无名。
　　这个呈文看起来是22省区军事首长发出来的共同声音，是一种极其雄壮的声音。但是，实际上是倪嗣冲一手所包办的，一部分督军根本就没有预闻其事，一部分在“团结北洋派”的大题目下随声附和，还有一部分是被冒签者和被硬拉签名的。呈文缮就后，倪派人依次送往各督军的住处，接洽签名。李纯在天津没有回京，倪就以长途电话通知他，已经代他签了名。湖南代表张翼鹏不敢代谭延闿签名，要请示后才能决定。倪说：“你不能代表他，我却能代表他！”张翼鹏慌忙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例一开，江苏代表师景云也不敢代冯国璋签名，而用自己的名字签名。云南代表叶荃、贵州代表王文华既未看见这个呈文，也并无人前往接洽签名，但是他们榜上都有名。因此，叶荃曾向黎声明被人冒签。冯国璋和西南各省督军也纷纷把自己的代表撤回。
　　倪嗣冲将此项呈文送到国务院，请其转呈总统，徐树铮就在呈文上盖了将军府的一颗大印，另外拟就了解散国会的一道命令，一并送往公府。
　　当天，总统府传出消息说，总统已经看见了这个呈文，总统认为：各省督军以个人的资格，以国民一分子的资格，在宪法草案上提出某些意见，原无不可，但是联名提出来，并且要求解散国会，这就不是在轨道以内而是在轨道以外的一种行为了；总统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没有干涉国会制宪和解散国会的权力；愿意以个人的资格邀请国会议员谈话，代达各督军关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供议员参考，所以对这个呈文不拟批答。
　　20日，黎邀请国会中各政团领袖——政学会领袖谷钟秀、研究会领袖汤化龙、益友社领袖吴景濂、政余俱乐部领袖王正廷等到公府举行谈话会。黎提出各督军所指责的关于宪法草案的三个“缺点”，希望国会自动地加以改正。各政团领袖回答说，他们对此并无成见，可以转达本团体的议员重加考虑。
　　当谈话会结束的时候，有人问黎，如果督军团一定要解散国会，总统用什么方法对付他们？黎说：“我抱定了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21日，黎召唤在督军团呈文上为首签名的孟恩远入府谈话。黎剀切地说明，解散国会在《约法》上是没有根据的，当前的问题在内阁而不在国会。芝泉（段）已经无法单独干下去，因此，解决时局的枢纽，惟有总理辞职，另外组织一个健全的内阁。现拟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人中选择一人继任国务总理。孟恩远表示愿将总统的意见转达各督军，即由公府退出来，到曹锟的住所召开督军团又一次的紧急会议。会议散后，孟又单独到公府见黎，报告各督军讨论的结果，仍然主张维持段内阁。当天晚上，督军团又在府学胡同段宅举行会议。会议散后，约在11时左右，就有一批督军和各省军事代表，乘特备的专车到天津去。


第112章 黎免段职
　　督军团在北京胡作非为，一会儿主张对德宣战，一会儿赞成包围议会，最后又提到宪法，可是有一个最好出风头而又最好发议论的大督军张勋，此时却在一旁不发一言，不做一事。黎元洪忽然想到他的身上，黎想：这个老粗是反对对德宣战的，又是个不愿拥护段内阁的，倘能把他拉到自己的阵线来，岂不是可壮声威而寒段派之胆。黎用以联络张勋的是李经羲，李是前清时代的云贵总督，洪宪皇朝嵩山四友之一，最妙者蔡锷和张勋都是他的老部下，所以洪宪将失败时和督军团倡乱干政时，这位年将就木的老官僚竟从冷宫中变成了红极一时的要角。李推荐江西籍国会议员郭同到徐州联络。
　　同时段祺瑞也看中了张勋，想从他的身上找出绝处逢生的路线来。段估计张有两件事可引为同志：第一痛恨国会，第二轻视总统。于是段派徐树铮秘密到徐州，请他借参战问题予国会以致命之打击。
　　张勋却自有打算：解散国会是绝对赞成的，驱逐总统亦无不可，可是假若两者之目的是拥段，则不愿白费气力；他想利用府、院之争，国会与内阁之争，造成复辟的机会。他向段的使者讨取合作的代价：“总理如能赞成复辟，这两件大事我姓张的一个人包办好了。”
　　张勋估计复辟的可能性：第一，段表示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第二，冯国璋和陆荣廷可引为同志，其余的一般武人，张早已窥破了他们的心理，对内阁问题、参战问题、复辟问题一切都无所谓，他们没有中心思想，只以个人权位及地盘为前提。张又自命深深懂得一般人的心理，以为民国疆吏不及前清督抚之尊。这位“心理学家”抓住了许多要点，又利用北方政潮，所以决不踌躇地认为是复辟的千载一时之机。他对老上司（李经羲）并没有任何好感。他对黎的密使郭同，极口称赞：“咱们的大总统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咱断断乎不许别人欺负他老人家。倘有用得着张某人之处，咱们当部下的难道不能替他出一番死力！”郭回京报命后，黎认为张本是督军中最不可理喻的人，现在他尚且肯就范，还有哪个敢公然造反！他又深信张的话说一不二，绝非口是心非的人，所以他下了免段的最后决心。
　　督军团呈请解散国会，国会议员纷纷避居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有钱的老百姓都纷纷逃难到天津。
　　5月20日后，段知道府方改派内阁总理的命令即将发布，因此召集有关方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对策。到这时候，连最靠拢他的研究系人物也劝他做必要的退却，以便积蓄力量，待机反攻。于是段派范源濂到天津，请徐世昌出面来组织新内阁，本人愿意在新阁中留任陆军总长。徐这时当然不肯跳火坑，他表示他决不接受组阁的新命。
　　21日，段又亲访王士珍，请其权代内阁总理。王也向他作揖打拱地“敬谢不敏”。
　　同一天，段出人意料地到公府来见黎，表示迫切希望摆脱一切。他说：“我已经找过了徐菊老，找过了王聘卿，他们都不肯担任内阁总理。请总统从速为我找到替身，以便交卸。”黎回答说，他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段从公府退出来，即命陆军部向路局接洽专车，宣称于当晚9时离开北京。
　　直到这时，段既未呈请辞职，又与督军团保持密切联系，企图留任。其所以演出这套戏法，是用以和缓黎下令免他的职，以便争取时间来布置另外一套戏法。在此以前，他的党徒曾建议用清一色的自己人补充已辞职和已去职的阁员，以便与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此时，他拟就了一张补充阁员的新名单：以夏寿康为内务总长，饶汉祥为司法总长，汤芗铭为海军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庄蕴宽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耐人寻味的是：这张名单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段的私党，打头三名就是黎所喜爱的湖北人，其余也都是黎具有相当好感的人。很明显，这是段想以此交换黎维持其内阁总理的地位。
　　22日，段命院秘书长张国淦携带这张名单征求黎的同意。黎因段恋栈感到十分惊奇，他没有在这张名单看上一眼就冷冷地说：“名单上都是一些安徽人吧！”可是，当他接到手里一看，看见名单上有不少湖北人时，脸色就和蔼多了。张国淦退出来后，黎立刻召集幕僚讨论这张名单。幕僚们都很乐观地说，老段外强中干，不可中他缓兵之计。这时，伍廷芳已经答应代理内阁总理，王士珍答应在老段下台后尽力帮总统的忙，东交民巷外交团方面也已经接洽好，督军团则已经离开北京，一切都是罢免老段的最好时机，此时如不下手，更待何时？黎也相信这是大好良机。
　　23日，张国淦再到公府讨回信，黎就把免段的最后决心向他直截说明。张劝他再加考虑，话刚出口，站在黎身边的金永炎突然拔出手枪来，对着张的胸膛晃了一晃，恶狠狠地说：“不许开口！一开口我就一枪打死你！”黎挥手叫金永炎退下去，并向张表示歉意，派卫士护送他离开公府。
　　黎把印铸局局长吴笈孙叫出来，把免段的命令交给他即日公布。但是吴不肯接受，他说总统命令从来都是由国务院交到局里来的，没有由总统直接交下来的前例，他一鞠躬退了下来。
　　同一天，那位年老多病久不视事的伍老博士出人意料地到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将三道总统命令发交印铸局发表。第一道命令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的职，特派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二道命令是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第三道命令是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并派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原来还拟好了惩戒倪嗣冲和告诫督军团的两道命令，却被黎临时抽回，没有发表。
　　同一天，黎通电各省报告处理内阁问题的经过。电报说：
　　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力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徐世昌）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
　　同一天，段乘车往天津，黎派公府顾问丁槐赠以程仪1万元，并派侍从武官长荫昌代表送行。段临行前发表漾电说：“……查共和各国内阁制，非经在任内阁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以上三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这个电报显然是控诉总统以非法手段免去他的国务总理，不承认这个命令有效；电报末尾署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显然仍以在职的国务总理自居。
　　伍廷芳也发表通电否认命令违法，他根据《约法》的第三十四条，解释总统有任免文武官吏之全权，并且举出“民元唐（绍仪）、熊（希龄）免职，陆（徵祥）、赵（秉钧）受代，先例具在，与《约法》皆无抵触”。他是以北洋派之矛，攻北洋派之盾，因为更换内阁总理的命令，不经原任内阁总理副署，已由北洋派的创立者袁世凯开其端，而当时并未被认为违法，则这次发表的命令也不能认为违法。


第113章 徐州的复辟会议
　　当北京城发生府院政潮和督军团要挟解散国会的时候，外间就传出清室复辟的谣言。大家以为这只是一个谣言，实际上，复辟不是一种谣言。复辟的主角是张勋。张勋也不是不重视个人利益，正为了个人利益才进行复辟活动的。张勋以一个北洋系的外围而虎踞江南，袁世凯在日也让他三分，可见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民国成立了五六年，他和他的部队留着辫子，我行我素，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政治主见，他忠于清室，日望复辟，只能批评他头脑不清楚，他的决心还是有的。当北京城内发生府院纠纷，以及督军团大闹北京城时，他却在徐州捻须微笑，他策划清朝复辟的谣言喧腾一时，日本报纸也大字揭露，可是一般人都不重视，一般人有种妥协心理，大家认为袁世凯有那么大力量，一搞洪宪帝制就一败涂地，则谁还会傻到走袁的覆辙，再做尝试！
　　至于张勋呢？他曾仔细地研究袁失败的症结，他认为：袁称帝失败，是因为在北方失去冯国璋，在南方失去陆荣廷，冯不肯支持帝制，陆则反对帝制。如果袁当时得到冯国璋的支持，北洋派就不会解体，袁也有足够的力量对西南用兵，以武力统一中国，完成帝业。如果陆荣廷不在广西举兵反对帝制，蔡锷所率的护国军一定会被袁击败，反袁的力量将溃不成军。可惜当时袁智者千虑，竟有一失，对冯对陆都存猜忌之心，使冯坐观成败，而陆站起来反对，袁的帝业遂告失败。
　　张勋既然有此认识，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只要取得北冯南陆的合作，天下事便无不可为了。他虽老粗，但他在徐州这一阶段，却极力交结文人，这些文人多数是遗老和复辟派，如前清翰林：江西人杨增荦和刘廷琛，广东人温毅夫，贵州人胡嗣瑗等。杨增荦和刘廷琛向张推荐京社党人潘博为张的机要秘书，潘博是康有为的高足，有此线索，康有为也和张有了往来。潘博算得上一个搞风搞雨的政客，他在张身边不久，知道张想拉拢冯国璋，便自告奋勇愿意担任此一任务，于是张便把潘推荐给冯，冯也延为记室，潘在冯面前不断称赞胡嗣瑗，冯被说动，聘胡为江苏军署的秘书长。
　　民国5年春，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勋被袁世凯毒死，冯派潘博到南宁吊丧，潘在陆的面前捏造了一个冯的意见：“如果推戴项城为皇帝，反不如拥立清帝复辟。”接着潘就向陆漫谈天下大势，认为如果徐州的张绍帅、南京的冯华帅和西南的陆干帅联结起来主张一件大事，诸如复辟之类，一定不会不成功的。
　　陆荣廷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他新遭丧子之痛，对袁伤心达于极点，但他根本不赞成复辟，只是他心中愿意各方都反袁，所以潘既然代表冯又代表张，只要冯、张反袁，随便怎样反法都是好的，所以他耐心聆听，却不做表示。
　　潘回到南京，又去徐州见张勋，他告诉张说：陆荣廷赞成复辟。
　　6年3月，陆荣廷从两广经徐州赴北京，张勋迎陆于车站，两人是老朋友老同事，张坚邀陆赴帅府欢聚，张在宴会中向陆谈起“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体”，以试探陆的态度，陆仍不置可否，而张却认为潘博的游说已经成功，陆确不表示反对，只是不便公开赞成复辟而已。后来陆荣廷入京后，曾往故宫谒见溥仪，外间且有陆献女为妃的谣言，更使张勋相信已是同道人了。
　　南陆既已“入彀”，还要努力于北冯。当督军团在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冯派潘到徐州来探听张勋对时局的态度。张勋问起冯的态度，潘博信口开河地说：“华帅是个胸无主见的人。不过善于谋己，如果大帅和北洋诸帅都主张复辟，华帅一人不会反对的。”潘的话正和张对冯的看法一致，张为了慎重起见，便写信给冯，把北方发生的政潮归咎于国民党，捏指那是国民党企图推翻北洋派的政治阴谋。末了他说：为了抵制西南，为了巩固北洋团体，必须另谋解决时局的方策。这是张对冯投石问路，借以窥探冯对复辟的态度。几天以后，冯有回信极力附和，且请张大力主持所谓的“对策”。冯表示自己愿追随其后。张接到冯这封信后，肯定地认为冯已不反对复辟了。
　　可是，这却是一桩错误公案，也可见民国初年军阀们的糊涂，原来冯回张这封信，冯根本未曾过目，甚至根本不知道，当潘博知道张勋写信给冯国璋，就立即打密电给胡嗣瑗，叫他用冯的名义答复张一封信，不必给冯过目，复信要能使张满意。冯素来不大看公事，所以胡可以偷天换日。
　　这时，张还上了一个“洋当”，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到中国来，鼓励中国对德参战，同时和段内阁秘密接洽中日军械借款。田中于5月14日到徐州访问张勋。田中向张勋表示，中国局势非常混乱，日本政府对此非常关切，倘若这个局势是由于制度问题，而中国有力量人士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非采取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则日本政府也愿意予以善意而适当的援助。
　　张勋不肯到北京参加军事会议，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督军团的盟主，不愿充段的走卒，所以当督军团发出电报叙述他们威胁总统解散国会时，张勋立即有号电（5月20日）表示：“议会不良，百政阻滞，改组更张，其何容缓？勋在去岁召集之初，固已早持另组之说。今诸公决议以宪法种种弊端为言，义正词严，一秉大公，至所心折。惟惜发之较迟耳。预决进行，要在毅力。勋虽无似，愿为后盾。”
　　前面已经说过，黎、段两人本来都是极看不起张勋的，但是当他们迫切需要外援的时候，就把这个怪物当作争相拉拢的对象。他们对张勋同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张勋是一个不善于使用政治阴谋，不会玩弄两面手腕的爽直汉子，却未曾想到这个老粗却是以爽直的伪装，隐藏了狡狯的本质。在黎、段两人争相拉拢的时候，张勋对黎说的是一套，对段说的是另外一套。他的目的是要利用黎逐段下台，然后利用督军团逐黎而拥溥仪再登大位。当督军团与黎因解散国会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他又电邀督军团到徐州举行第四次徐州会议。
　　5月23日，由北京挂专车直放徐州的有倪嗣冲、张怀芝、王占元、赵倜、李厚基和各省军阀代表共计20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孟恩远随车到天津就下了车，曹锟托病回到保定，原来在天津的李纯也未随同前往，王占元在徐州只住了一夜就由陇海路到郑州转车南下。因此，实际上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的只有督军团的一部分和一些军阀代表。但是，第四次徐州会议有四五个督军亲自参加，这就比以前的三次徐州会议显得更为生色了。
　　督军团到徐州的第二天，北京政府发表了免段令。因此，倪嗣冲在会议上痛骂黎，主张推倒这个北洋派公敌的总统。事实上，这些剑拔弩张的将军们没有一个是真心拥段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北洋团体的利益，认为总统今天可以免段，明天就可以选择另外一人开刀，有黎在位一天北洋派的统治力量就会受到破坏而难于保持下去。此时督军团除造反外别无主意，因此张勋乘机提出实行清室复辟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以前几次的徐州会议上，张勋早就暗示过，但因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未提出具体步骤及何时实行。现在段已下台，张勋认为推翻总统后实行复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
　　段的代表徐树铮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张勋虽因段没有直接兵权而不予以重视，但段究竟是北洋派的一个领袖，因此想从徐的口中窥探段对复辟的态度。徐表示说，芝老（段）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徐是段手下的第一红人，他既有此表示，张勋就认为段也不会反对复辟了。
　　随后讨论到实行复辟的策略问题，决定先由参加会议及有关各省的督军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黎解散国会，张勋暂时则不参加，并且伪装“调人”，从旁作好作歹地引诱黎接受督军团的要求，使黎的声誉受到严重打击，然后加以驱逐，迎接溥仪复位。
　　实行复辟的决定由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签名为信。
　　24日，张勋根据会议所决定的策略，电黎云：
　　各省督军及各省代表二十余人昨晚偕同到徐，以宪法问题就商。旋奉公府秘书厅漾电开……等因。咸以民国适用责任内阁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由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秘书厅职司机要，对于此事，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创举，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共和国家首重法治，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中央现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等语。事关法律问题，理由极为充分，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谨飞电直陈，敬候钧裁。
　　这个电报是以第三者的口吻，以关怀黎的口吻说出来的，暗示他愿意出面来担任黎与督军团之间的调人。
　　黎从来没有想到要与北洋派为敌，他的目的仅仅在于排去一个目无总统的段。为了避免北洋派因免段而可能引起误解，所以不止一次地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继段之后组织内阁，信使不绝于途，但是在天津的徐则坚决不肯应命。黎又请北洋派的另外一块金字招牌王士珍组阁，5月25日曾到王宅苦口劝驾，王也不肯“卖友（段）求荣”，说来说去，最后承认在新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以便随时为总统帮忙。当天，黎向国会提出了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
　　黎命李经羲组阁，是用以安定北洋派和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此时黎已经知道督军团又在徐州开会，但他对徐州会议不像以前那样深恶痛绝，反而存有一种幻想，期待张勋能够制止督军团进一步的破坏行为。
　　这时，督军团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纷纷表示了与他们的同僚的不同态度。冯回答督军团的巧电，反对解散国会，劝他们在行动上应当慎重点。他致电王士珍劝其出来组织内阁。孟恩远、李纯、曹锟、田中玉、陈光远、江朝宗、陆建章等纷纷电劝王士珍组织内阁。26日，重行回到北京的孟恩远、李纯偕同谒见黎，请改提王士珍组织内阁。黎说：“我原来是希望聘卿组阁的，但是他不肯答应，如果你们能够说服他，我的咨文随时可以收回来改提组阁人选。”同时，孟恩远声明他列名于督军团请解散国会的呈文，并非出于己意。王占元也派何佩瑢到北京，向黎做了同样声明。
　　黎的劝驾和直系军阀的表示拥护，使王士珍陷于难于应付的境地。他向黎表示，只求不强迫他担任总理，他愿意负责维持北京治安以报总统。25日，他召集北京军警长官在国务院参陆办公处举行训话，勉励他们各守职责，维持北京治安。恰值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走过来，他就替伍介绍，称伍为老前辈，并率全体人员向伍三鞠躬表示敬意。26日，他发出宥电为李经羲捧场。
　　27日，黎发出感电说：
　　芝泉解职，初议请东海出山，未获允诺，遂坚请聘卿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再三敦劝。聘卿则推荐仲仙（李经羲），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时期急迫，不得不曲徇其请。
　　27日为星期日，众议院破例开会，在483票中以338票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28日，参议院又以166票对26票获得通过。国会匆匆通过李内阁，并不是喜欢这个曾经做过前清督抚和洪宪旧臣的老官僚，而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以免时局更趋严重。
　　李经羲是袁称帝时的“嵩山四友”之一，国会对他本没有好感，只因为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为了结束真空，才加速通过。李在国会通过他的任命案后，即在北戴河小憩，一面打电报给张勋询问进止，他知道他所恃的王牌是张辫帅，张给他的复电是：“苍生霖雨，允符众望”八个字。张同时给总统府电报说：“中央困难情形，已分告各督，务以国家为重，乞勿念。”
　　28日，黎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后，王士珍又有电报力劝北洋派各省督军电贺李内阁，因此三天以前还极力主张王士珍组阁的直系军阀，都有电报向李内阁致贺。冯国璋虽然没有贺电来，但也致电黎，同意李经羲组织内阁。
　　29日，蚌埠方面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这次北洋各省宣布独立，和以前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以前是南方各省反对北京政府，这次是北洋军人反对北京政府；以前的北京政府是掌握在北洋军阀大头子的手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只有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坐困公府，毫无抵抗力量。
　　由于北方各省宣布独立，新任阁揆的李经羲只好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黎迫切希望李到北京来就职，派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军事顾问金永炎到天津专程迎接，又派直系军人江西督军李纯前往劝驾。黎竟然把李当作是解救时局危机的唯一救星，以为只要他肯到北京来就职，就可以取得张勋的实力援助，制止独立各省进兵北京。可是这个久已想做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当国务总理已经到手的时候，却又没有做国务总理的勇气，一会儿说要往北戴河避暑，一会儿又说愿意让位于王士珍，坚决不肯来京。
　　另一方面，下野在天津的段祺瑞却又门庭若市，研究系、交通系以及亲日派纷纷奔走其门。研究系完全倒向段的方面，大批研究系国会议员纷纷辞职离京，汤化龙也辞去了众议院议长，以拆国会的台。段决定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一俟独立各省会师北京逐走黎后，即召集临时国会推举徐为临时大总统。关于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段已通电北方各省征求意见，只等回电一到，就要袍笏登场。临时政府阁员名单也已排好，包括研究系、交通系和亲日派各方面人物。徐世昌自己写了就大元帅的电文，打算交段审阅，只因张国淦、钱能训等都主张静观一下，所以才没有交出去。
　　这期间徐树铮还在徐州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段尚不知道徐州会议的内容。当然，如果段的临时政府计划没有徐州会议这群军阀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
　　段祺瑞想组织一个民国形式的个人独裁政府，张勋则想组织一个帝国形式的个人独裁政府。张绝没有替段抬轿子的意思，何况他在此一时期所处地位比段有利，段虽然名高位重，却和军队脱离日久，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又有黎元洪和国会与他作对。张勋这时是未变蛟龙，他手中有兵，有权，有地盘，各省督军推他为盟主，唯他马首是瞻，而黎也敷衍他，国会也没有和他决裂。因此张当然走他自己的路，他在徐州会议上取得了参加会议各省赞成复辟的保证后，当然不愿意在天津又出现一个临时政府。所以当段来电征求他对组织临时政府一事的同意时，他于5月30日致电给徐世昌、段祺瑞，公然用命令的口吻告诫他们说：“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由于他的强有力反对，遂使天津的临时政府计划流产。
　　就在这个时候，徐树铮由徐州遄返天津，把徐州会议内容向段提出了报告，为了应付徐州会议后的新情势，段做了一个应变对策，暂时不反对复辟，甚至必要时伪装同意，以鼓励张勋放心而大胆地进行复辟，借张的发动以驱逐黎元洪，来达到段逐黎的目的，等待张宣布复辟，段便立即抬出拥护共和制度的大旗，起兵打倒张勋，这样一来，既赶走了黎，又有再造共和之功，则政治主流抓在手中，是段重整旗鼓、卷土再来的一大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