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为扫兴,他开始尝到当年他的上司张锡銮和段芝贵的苦果,要应付桀骜不驯的部下,他命吴兴权、马龙潭两位镇守使去见冯疏通,劝冯勉就帮办职务,冯知道吴和马两人是替张做说客,竟予挡驾。张不得已,只好亲自踵门访冯,低声下气地向冯说了许多患难弟兄有福同享的好言语。冯仍气嘟嘟地提出了就职的条件,就是要另设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和军务督办公署一样,要有骨有肉,设参谋长及四课,编制和经费也要完全相同,具体地说冯要和张“地丑德齐”。
张作霖没了手脚,他虽然愿意让步,却不愿让到这个地步,因此乃向中央请示,袁答复张说:“成立帮办公署于体制不合,未便照准,但军务帮办办公费准月支15万元。”张深深佩服袁的解决办法,便拿了这封电报和15万元第一月办公费去见冯,满以为冯会同意,不料冯竟拒不接受,同时拍电给袁请求辞职,且不待袁的答复即率兵径返原防广宁。
袁是个老奸,对张、冯互争,私心窃喜,因他惯于嗾使部下互相牵制,不愿养成一个独霸一方的地方人物。然而帝制失败,他不愿奉天再闹出纠纷,所以他便请他的老把兄张锡銮,要他以老上司资格到奉天担任调人,怎知“快马张”竟一口拒绝,他说:“我老了,他们这些新贵是不会听我话的。”
冯态度益发强硬,颇有要向张摊牌之势,张仍委曲求全,不愿真和冯翻脸,张派二十五旅的旅长孙占鳌携带礼品和现款30万元,到冯的防地广宁犒军,委婉而恭敬地劝冯回省。5年5月20日,冯率马、步、炮军共五营,浩浩荡荡地开进省城,径赴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休息。张作霖知道冯已来省,即亲自赴冯的办事处趋访,极力表示好感,可是冯态度仍然那么傲慢,带理不睬的。张回将军府,冯也不去回拜,当晚张在将军署备酒为冯接风,冯推说不舒服,拒不赴席,张只好移樽就教,把酒席抬到冯的办事处,并召歌妓前来侑酒。冯踞坐首席,像个木头人,一动也不动。
冯这次来省,不是辞职,他拍电到中央,只说二十八师需扩充,请准招募七营兵,并指定北镇县为军务帮办公署所在地,公署开办经常费和增兵所需饷械,均请大总统令饬盛京将军如数照拨。北镇县是冯的家乡,东北著名的医巫闾山就在县境内。冯并且下令给奉天财政厅指拨50万元为编练飞行队(即空军)的经费。他这趟只在沈阳住了一天,第二天即赴北镇县视察防务。
张仍对冯用软工,他雇了大批工匠修缮二十八师驻省办公处,内部装修一新,特别是冯的办公室和自己的完全一样,然后派自己的参谋长杨宇霆赴北镇恭迎冯帮办来省就职。
6月6日冯又带了大批人马来省,向张提出了三个“起码”条件:(一)帮办的权限和盛京将军完全相等;(二)全省用人行政彼此互相咨询;(三)财政厅指拨20万元为第二十八师添购飞机之用(原索50万元)。
张要求冯让一点步,冯坚决不肯,张又低声下气去见冯,冯竟挡驾。张实在忍无可忍,乃电袁辞职,并请袁派张锡銮克日来奉维持地方秩序。这时候正是袁“皇帝”归天的时候,天旋地转,北京方面忙于大事,谁也来不及管他们闲事了。
北京既然管不了奉天的事,冯乃向张提出最后通牒,限当天答复,张遂请吴俊升出面缓和,吴见冯时刚提到“将军”二字,冯就破口大骂说:“他是什么东西?”吴向冯说了许多好话,赔了许多不是,冯乃提出三个最后也是最低的条件:(一)用人行政需征同意;(二)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万不得已时须协同办理;(三)张作霖亲率二十七师全体营长以上的军官齐赴二十八师办公处正式道歉。
张了解冯的个性,他的讨价不能还价,越还价讨价越高。如要妥协,只好马上答应冯的苛刻条件。6月11日张作霖堆着苦笑,率领他的高级军官到二十八师办事处向冯道歉,并且答应了冯全部条件。这一趟倒让冯平了气,他也笑脸相迎,还邀请吴兴权、马龙潭两位镇守使陪着张叉了几圈麻将,大家打了一阵哈哈。
张作霖内心可气得不得了,他深感这趟丢人丢得不小,过了几天,上海的报纸把他向冯道歉这一幕和盘刊出,气得他几天都出不得门,下令捉拿访员并且开始检查邮电。
张需要真的和冯合作,冯则是和张假合作。在这次表面和解后不久,他就在他的防区内把张所委派的各县警察局长,一概拘禁起来,要他们供出曾花了多少红包买缺,他宣称要向张算账。这是过去张作霖采取这种手段对付段芝贵而迫段下台的手段,冯现在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接着,他又发出通电,率领全军将士辞职,电云:“张督为人极英明,能实心整顿军事。麟所部将士均属下乘,宜即退避贤路。”武人通电辞职,向例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法,冯这次率领全军辞职,则是武人辞职中的一个创格。张实在受不了,乃郑重问冯究竟目的何在?冯开出条件是要兼任省长,张到了最后关头,自然不肯让步,他坚决地拒绝了冯。
段祺瑞当了有权有责的国务总理后,他看到关外两虎相争不下,乃电邀冯入京面商要政,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冯当然不会中计,来一个相应不理。奉天公法团吁请双方和衷共济,以大局为重,万勿走向极端,张将军答应不诉诸武力,可是奉天全省空气紧张,刁斗森严,夜无行人,局势异常严重。
民国6年2月28日,段内阁请出了最崇高的调人,就是以前招安张、冯两军的奉天最高军政首长赵尔巽,这位赵次帅搭乘三等火车到了奉天。此公于民国2年就任清史馆总裁时,由济南到天津,由天津到北京都是坐的三等火车,在北京城内只坐人力车不坐汽车。
赵抵奉天后,张作霖立即专程趋访,第二天(3月1日)赵去探访冯。由于他的声望,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都派参谋长来谒赵,赵乃召集调解会议,可是终无所成。3月6日冯又回到广宁根据地,调解事也告终止。
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纠纷正愈演愈烈的时候,张的亲信部下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和张闹翻,这对张作霖来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流年太不利了。
张、汤感情破裂的导火线,是因为奉天警务处处长王永江与奉天军界发生摩擦,而张袒王所致。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时,王永江曾办辽阳警察,颇为赵尔巽所赏识,欲畀予民政司职务,却被当时军界首领张作霖所反对。等到张自己主持奉天军政时,也像赵一样器重王永江,赋予王警政大权,让他整顿全省警务,汤玉麟等嫡系军人对此深为不满。有一次军政大会上,汤等故意拒王参加以示凌辱,汤的军队经常向警察寻隙而起冲突。事情传到张耳中,张作霖一点也不护短,重惩滋事官兵,并召集汤等训话,大加申斥,汤颇觉难堪。
张、汤的不和,正是冯德麟的机会,乃极力从中挑拨。冯曾派二十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潜入二十七师内部策动叛变。张作相乃邀二十七师部分高级军官谈话,要求大家以团体为重。二十七师官佐也认为对付王永江则可,反张作霖则不可,汤玉麟因此陷于孤立,乃率两连兵逃去新民村。汤离去之后,张曾有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给汤,全函如下:
阁忱仁兄:十七年患难至交,临别竟未一晤,弟心伤矣!我兄之心能毋伤乎?回忆在桑林子时,我兄、辅忱及弟等共二十四人,屡受洪辅臣、徐翰武等大股欺侮。金寿山勾结俄兵,乘夜袭击,我等冒死冲出重围,孙德山背负赵氏出险,投到老达房,家叙五大度优容,推诚相处,稍得喘息。及投诚新民,弟任管带,兄任左哨哨官。我兄生擒杜立山,首建奇功。弟因升前路巡防统领,兄升马二营管带。后开赴洮南,剿办“蒙匪”六十三牙签、陶什叨等,弟两次被围蒙古包内,兄均冒险冲到,弟感激涕零,兄劝慰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言犹在耳,永矢弗谖。辛亥之秋,奉赵将军电回省,乱迫眉睫,人心慌恐,我兄率部于一夜之间,擒获恒六、张荣等首要,胁从逃散,省垣转危为安。弟因统领中路巡防,旋改编陆军二十七师,弟任师长,兄升五十三旅旅长。及段将军离任,弟承乏督军兼省长。他人见我师团结坚固,前途顺利发展,十数年间,得长全省军政,因羡生忌,因忌成仇,挑拨离间,多方破坏,事实俱在,不待覆案。人生最宝贵者,莫过于生命,昔当患难之时,誓同生死,偶以言语之差,视同陌路。我兄向重义气,今乃不念前情,不思旧雨,决心离去,此弟深为不解,亦最为痛心者。况且父灵浮厝,大事未完,老母在堂,仍待奉养,兄弟妻妾子孙等,食指日繁,开销日增,兄不为自谋,也不为全家老小着想乎?共得之富贵,当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不辞而行,挽留无术,何时意转心回,肯来聚首,富贵与共,决不食言,书不尽意,尚希谅察。
(注)函中人名注释:一、金鼎臣后为二十七师所属一团长,违法乱纪,被张毙狱中。二、赵氏为张之元配,参加徐州会议之奉天代表赵锡嘏,即其族人。三、张作相字辅忱,家叙五为张景惠。四、杜立山为绿林著名匪首,骚扰地方,张邀共饮,即于席上擒之。五、陶什叨等为蒙古匪首。六、张荣即张榕,革命党人。七、“他人见我师团结坚固……多方破坏”一段,他人指冯德麟。
张作霖不能执笔,可是这封信却是他口授,缅怀旧日交情和半生历史,是一封真情流露的信。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通款于段祺瑞,冯因为和张敌对,张走段路线,冯便拥黎元洪,并派参谋长白运昌赴北京控告张作霖,说他已失军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总统速派员接替,并说段祺瑞袒护张云云。
当时以督军团盟主自居的张勋,正召开徐州会议,张作霖派副官长赵锡嘏代表参加,并将此事经过,一再函告张勋。
第一函说:
……无论如何,霖当静候,万一事出意外,飞蝗满天,霖亦必有相当之对待,倘有借重我公鼎力之处,届时当再电闻……
第二函将诉诸武力的态度,表示得更为露骨。函云:
绍帅钧鉴:奉事辱承垂询,仰见古谊殷拳,感激之忱,莫可名言。作霖与冯阁臣患难相交,十载以还,从无失德。今以细故,遽为此落井投石之举,人心之险,可为三叹,乃我方委曲求全,彼则相逼日甚。日前冯回北镇,汤旅长亦移驻新民,由表面言之,似亦稍事归宿,惟证之近日种种情形,冯、汤实为结成一体,近经密侦报告,竟派其私党,招匪运械,为日不足,积虑处心,可以想见。现作霖已连电中央陈明办法,若中央为息事宁人起见,将冯别为位置,汤可随之俱去,作霖亦未便苛求。倘中央亦厌弃此辅,或一时难有位置,而彼辈复蓄意扰乱,不顾大局,则实逼处此,终当诉之武力。作霖无似,而宅心磊落,素为我公所知,至于彼此关系之深,夙承厚爱,更不待言。届时既与彼辈干戈相见,实力一节,敝处可以了之;幸假以声威,遥为作势,自足以寒其胆,而摄其魄,知公当有以许我也。详情由赵中军面陈。专此敬候勋安。
奉天张、冯之争是袁死前后关外一件大事。
第106章 段阁和日本交往
北洋系军人正在酝酿团结求存的时候,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在国会之间却闹得非常激烈,这当然更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民国5年12月27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22行省、3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电略云:
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己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口附和。这个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的威信也有影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为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北京城内,黎、段的纷争继续扩大,前已叙述了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那些都是内政方面,现在增加了外交方面,是对日问题。
5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寺内高唱日“支”亲善,日本外相后藤邀晤中国公使章宗祥密谈,希望中国派一个亲善使节到日本进行关于解决中日悬案的谈判,日本且愿借款支持中国政府。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先派亲日的曹汝霖为密使前来日本,把一切条件谈妥,然后再派一个亲日色彩并不浓的大员,如徐世昌之流,以正式使节出面来签订这个协定。章宗祥把这消息告诉了曹汝霖,曹本应列入帝制祸首名单内,由于日本公使的庇护才得逍遥法外。他得到章宗祥的秘讯,乃向段进言,他提出“攘内”必先“安外”,必须借外援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谓的外援,就是取得外国的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有了这两项,就可以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曹又推论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原因,是外交上采取了联英联美以制日的错误方针。日本近,英美远,远水不能救近火,英美忙于欧战,抽不出力量到东方来。中国向美国借款,或者亲近英美,首先就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反对,而西方国家为了讨好日本,在紧要关头上也会牺牲中国,弱国不能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段正苦于自己的政权不稳,财政上已经面临山穷水尽,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上他也不能控制南方,甚至不能控制北洋派;加上总统和国会又处处和他为难。所以他听了曹的这番话,自然大受迷惑。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当然不会上当,所以他拒绝担任赴日特使的工作。5年11月26日,段根据曹的意见,以国务院的名义令章宗祥先与日本政府接洽,派曹汝霖为亲善特使。这件重大任命,段既未通过国务会议,也把总统蒙在鼓里,直到11月30日日本同意了,段才提出国务会议,可是他仍把问题的真相隐瞒着,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说成是外交上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内阁改组而派使致意,阁员们果然被瞒过,12月1日段把拟好的命令:“派曹汝霖为特使以大勋位赠与日皇”送到总统府去盖印,并令曹亲自去谒黎说明一切。曹见到黎,也是一番官话,不料曹的话还没有说完,老好人的黎元洪竟陡然站起来,大声叱骂说:“好,你们要卖国,我黎元洪偏不让你们卖国。”曹汝霖碰了一个大钉子,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曹汝霖被黎元洪轰出来后,正巧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也来谒黎,黎余怒未息,见了张还悻悻地说:“好,你们集体卖国!”张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好僵在一边,直到黎气平后,把经过告诉了张,张才知原委,乃向黎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去解决。这时正是前内务总长孙洪伊下台后,国会中的韬园派议员提出了对段的弹劾案,以进一步倒阁,而拥段派议员也提案检举孙洪伊在内务总长任内有侵吞公款的嫌疑,以资抵制。属于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的研究系议员虽然竭力维持段内阁,但也无济于事,参、众两院同时提出了关于派曹汝霖为赴日赠勋特使,事先未经国会同意的质问案。
12月5日,段亲自到参议院解释说:“曹汝霖现任参议员,既为国民代表之一,就不能指摘政府用人不当。曹汝霖精通日语,熟习外交仪节,日本政府已经表示欢迎,未便改派别人前往。”同一天,段派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代表他到众议院解释说:“11月18日,政府接到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报告,日本政府表示欢迎曹汝霖为赠勋特使,这个问题未便变更前议。”参、众两院对段的答复都不满意,众议院并立即做决定:关于派遣特使案,应于事前征求国会同意,否则不能予以承认。
黎元洪和国会只是就法理程序反对曹赴日,却不知道曹去日本是为了进行秘密外交,所以他们都不反对派特使到日本,而只反对派曹为特使。
由于这个原因,段乃改变方法,把派遣特使赴日授勋事弄假成真地作为一个外交礼节,12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派熊希龄前往日本呈递大勋位。”这道命令中并未给熊以特使名义,以避免又要征求国会方面的同意。可是这道命令发表后,又引起了日本的反对,本来在派熊命令发布前,已获得日本“没有反对熊”之意,不料命令发表后,日本外相本野忽又面告章宗祥说:“贵国政府拟派曹汝霖,我们已奏明天皇,我国舆论也一致表示欢迎。今又改派熊希龄,足见贵国政府的内部并不一致,今后人选可能随时会变,与我国舆论也不一致,请熊先生展期来日。”这是日本自拒绝周自齐后又一次拒绝接待中国特使。日方非正式透露他们反对熊的理由,是说熊曾在民国2年7月通电揭露日本分割中国的阴谋,因此不适当充任这个使节。
这件事拖到民国6年2月27日,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改派汪大燮赴日赠勋,才告一段落。
第107章 私愤介入国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无限制进攻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反感,乃于民国6年2月3日正式宣布对德绝交。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决定电告北京,这时北京的各国驻华使节都积极活动争取中国,在此以前中国是坚持中立的。2月4日,美国照会中立各国政府,欢迎各中立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号召,以加强中美合作关系。外交总长伍廷芳主张走美国路线,以争取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中国,抵制日本侵略,并在战后国际和平会议上有发言权。这些利害关系很能打动黎元洪。可是段祺瑞一向是亲德的,他平素吃西药,非德国药不吃,同时深信德国陆军无敌于天下,最后胜利必属于德国。不过段这时正和日本亲近,日本已和德国宣战,因此段很想听听日本方面的意向。2月7日段以国务院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就近探询。章回答说:日本外相本野表示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日本这个态度和过去大相径庭,袁在世时,英、法、俄三国曾劝诱中国参战,被日本所反对,日本认为中国既已宣布中立,就无须对德国宣战。那时日本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是怕中国加入协约国后,就使日本无法“趁火打劫”侵略中国,何况当时袁世凯是拉着英国对付日本的。现在段内阁正和日本亲近,中国参加协约国,对日本也是有利的。
段内阁的秘书长张国淦也力主对德绝交,每天都把不利于德国的情报供给段,把应和德国绝交的好处打动段。段遂由极端的亲德派而变成了极端的反德派。
对德问题,当时府院都有讨论会,院方每逢星期二、四、六日都有国务会议,乃于一、三、五召集“国际政务评论会”,主持人是张国淦,参加的人有名流、学者、言论权威等。徐树铮是反对对德绝交的,他曾写了七封信给段,叙述反对中国卷入欧战,段只看了两封,以后的都原封不动地搁在抽屉里。梁启超也是极端的亲德派,所以也反对和德国绝交。
国会方面议员们大多数同情协约国,抨击德国的黩武政策。
中国人最坏的一种观念,常把对外问题牵连到对内恩怨上。段听说黎和国会也主张对德绝交,他便力争先发,不愿在黎之后,而黎听说段主张对德绝交,乃反过来变成反对对德绝交。这时黎恨段达于极点,段的政策在黎看来,无一是处,段东黎则西,段是黎则非。老好先生的黎有时弄僵了也不好惹的。
段祺瑞为了对德国绝交问题密电各省军政大员征求意见,黎也密电全国名流广征意见。结果所得的答复都是反对对德绝交。
名流如:孙中山先生、唐绍仪、章炳麟、谭人凤、康有为、马君武等。
北洋军系如:冯国璋因为受了孙洪伊的影响,露骨地反对,其他反对的有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他们主张坚决中立。
这时,中国政府为了答复美国的照会,曾由外交部提出四点向美国公使芮恩施询问:(一)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陆海军和兵工厂不受外国势力的控制?(二)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得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三)协约国规定不得单独媾和的伦敦协定,与其他未参加协定的参战各国具有何种关系?(四)希望美国借款给中国,使中国能够担负起对德绝交的各项任务。2月8日,美国公使答复中国外交部说:“美国必将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的责任,而不致影响中国对于军事设备及一般行政的统制权。”
6年2月9日,段内阁阁议通过,中国政府向德国致送通牒,要求德国取消潜艇政策,否则中国将和德国绝交。同时,伍廷芳又用外交部名义答复美国公使2月4日的照会,声明中国将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并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陆徵祥到英、俄两国公使馆分别联系。2月10日,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的情形,并向日本表示“友谊”。日本外相本野的答复是感谢,不过在语气中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在决定前先和日本磋商,稍有遗憾。同时并催促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采取对德绝交和参战的准备。日本所谓的遗憾是因为中国没有亦步亦趋跟随日本,反而受美国影响较大。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由伍廷芳陪同谒见黎元洪,商讨中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后,义务与权利问题,由总统府秘书郭泰祺担任翻译,芮恩施代表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至少应派陆军三个师兵力到欧洲参战。关于中国要求停付各国庚子赔款、增加关税、撤销领事裁判权、撤退各国驻兵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途径解决。
日本对于中国参战问题和美国立场不一致,日本暗示段祺瑞,认为中国出兵欧洲尚无必要,应该派遣华工到法国。同时愿意派遣教官训练中国军队,帮助军火装备中国军队。2月11日,段密电章宗祥,要章正式访问日本外务省,听取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对德绝交问题的具体意见。
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一场舌战,李肇甫赞成绝交,马君武最为反对,大呼放狗屁,又以手杖向李挥击,口呼“打狗打狗!”
冯国璋由反对变为赞成,据说是由张国淦的敦促。张是国务院秘书长,不断打电报给冯强调对德绝交之有利,他于2月20日由南京动身北上,这时他是以副总统身份北上,又是北洋派中的直系领袖,不过他抵京后,态度又模棱了。
冯北上途中,在津浦路上分别会见了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倪嗣冲陪同冯过徐州访问,辫帅张勋亲至车站欢迎,随即在长江巡阅使署举行一次会谈。冯在徐州表示他的政见是中国应在对德问题上严守中立,这主张是和张勋、倪嗣冲主张完全相同。冯的火车过山东济南时,张怀芝上车迎候,并陪同到德州,然后才折返济南。22日冯到了天津,朱家宝也上车陪送到黄村,当晚抵达北京。
北京政府给这位新当选的副总统以盛大的欢迎,黎元洪请冯下榻总统府,冯为了避免与黎过分接近而引起段的误会,所以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就亲赴禁卫军司令部答拜。
冯之入京,黎、段双方都认为自己方面多了一个帮手:黎认为冯在对德问题上两人意见一致,冯是副总统,正、副总统的立场该是一致的;段则认为冯是北洋袍泽,究竟还是一家人,不应该反对自家人去支持老黎这个外人。冯入京后态度确有转变,由极端反对而逐渐转变为赞成对德绝交,可是他于25日在五条胡同徐世昌私邸和北洋巨头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会谈后,发现黎、段两个的外交意见处于两个极端,于是他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见,只说他是为了疏通府、院意见与研究对德问题而来的。
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这时拼命在中国活动,希望中国不要和德绝交,他知道冯反对和德国绝交,所以非常想拉拢冯,特在公使馆内备有盛宴款待冯,冯避嫌不肯赴宴。
段没有得到冯为帮手,却得到梁启超的支持,梁也和段一样是个“亲德派”。他变成反德派后,自我解嘲说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他曾写好了一部左袒德国的书,就因为这一情势的转变而不能刊行,因此还招致他的老师康有为的一封切责函。
朝中议论不定,且以私愤介入国家政策上,这是民国初年最不幸的现象。
2月28日,段命陆徵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关于权利方面,段内阁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关税,中国方面改订货价表后,关税由原有的值百抽5增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增为值百抽12.5;(二)缓付庚子赔款,除德国赔款永远撤销外,协约国赔款缓付十年,在此时间内不加利息;(三)废止《辛丑条约》关于军事的部分,即废止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中国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国得在使馆区域及京奉路马家堡至山海关之段驻兵等条款。关于义务方面,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中国不派兵到欧洲,而只担任以原料及劳工供给协约国。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对中国方面所提的条件进行了会谈,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向陆徵祥回答说,各国对以上各条原则上赞成,具体办法应当另行研究,并且催促中国政府先行采取对德宣战的步骤。
同时,日本政府派有非正式代表到中国,首先与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进行会谈,竭力鼓动中国对德绝交宣战,并且代达本野外相的意见,中国政府应毅然宣布对德绝交,事前不必向协约国提出讨价还价的条件。日本政府派遣非正式代表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寺内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则是到中国来秘密协商“经济援助”的。同时,英、俄、法各国公使也纷纷访问梁启超,进行同样活动。
3月1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表示这个问题应该先交国会讨论。这当然是很中肯的意见,就黎来说也是避免和段闹僵的一个回旋。
3月2日,段以国务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国会中各政党领袖举行座谈,说明对德绝交的必要,列席者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这一天协约国的七公使公推法国公使康悌向北京政府陈述他们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意见。3月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草拟一个致日本政府的节略,交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日本政府切实赞助中国政府所希望的,在对德参战后取得的四项权利。节略末段说:“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这个电稿送到总统府后,黎元洪把它搁了下来。
3月4日段又偕同全体阁员(只有外长伍廷芳没有参加,因伍廷芳已提出辞呈了)到总统府,请黎在政府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同时请黎把留中的给驻日公使电报发出去。黎却很认真地说:“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可草率将事,因此要多加考虑。”接着黎并强调:“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
段气得脸都变了色,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协约国方面不止一次地催促我们对德绝交。”
黎也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听从协约国的命令,我们就不是一个有自主权的独立国了。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我今天既然是总统,就该对一切负责任。”
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支持段的,他抢着发言,言词非常激烈,他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简直像专制皇帝一样了。”范说到此,竟不顾体制,情不自禁地把手在台子上重重一拍,并且说:“总统简直优柔误国!”这话一出顿时使空气非常紧张,黎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幸而张国淦赶快缓和局势,他劝范对总统不可失去礼貌,更不可感情用事,应当心平气和地讨论国是。
那一边段也按捺不住,他盛气凌人地说:“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国会又处处找我麻烦,和我背道而驰,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于是段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向黎半鞠躬,然后退出,全体阁员自然也跟着总理一块退了出来。黎则像一个木头人,既不开口,且一动也不动地僵坐在总统位上,眼望着段和全体阁员退席。
这天(3月4日)的晚上,段没有通知任何人,即挂专车由京赴津,冯国璋正在出席陆军军官的欢迎会,得知这个消息,便匆忙地赶到东车站来劝段,请他以大局为重,不要负气出走。段说:“这个人(指黎)太不好共事了,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和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制,总统既然有特权,内阁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何必还要尸位素餐呢?”他不顾冯的劝告,悻悻然跨上了火车前往天津,抵天津后下榻意租界段芝贵私邸。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国务总理因和总统政见不和拂袖出京的第二个,在段以前,则是唐绍仪在民国元年因不满袁的独断独行而赴天津。
总统府方面听说段祺瑞负气出走,却是正中下怀。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已换了夏寿康,此人很会做官,从不多问一事,府内要务多由黎元洪身边的军事幕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做主。哈等想借外交问题推翻段,因此在此对德绝交和宣战问题上就专和段过不去。黎本人当然也希望换一个比较能合作的总理,不过他怕撤换段以后,会引起北洋军系的反感,因此他便促请徐世昌或王士珍来继任内阁总理。
早在5年10月间,府、院为了孙洪伊和徐树铮发生第一次冲突下不了台时,黎请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京,徐在赴京前提出了“拥护元首(指黎)”、“维持合肥(指段)”、“不入政界(指自己)”三个条件,黎答应了他才赴京。5年11月16日抵京,当天并不到公府谒黎,17日黎亲自先到五条胡同拜访他,他对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使黎非常扫兴。黎的秘书长丁世峄劝黎不要灰心,徐是个老狐狸,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只要段走错一步棋时,就可以抬徐代段。
黎和他的左右都知道,徐如果出山,张勋等督军团实力派是会支持徐的。可是徐是个老狐狸,在这时他怎会接受黎的邀请而得罪段,他当然敬谢不敏。黎转过头来找王士珍,王士珍也不肯跳火坑。
3月4、5两日,协约国公使向北京政府表示对段出走一事的深切关怀。黎命陆徵祥到各国公使馆说明中国对外政策不会有什么改变,请协约国方面不必担忧。另一方面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获知黎、段这次闹翻是因为黎拒绝在对德绝交的公文上盖印,非常欣慰,因此便要求晋见总统,黎以为这时不是接见外国公使的时候,应该避嫌才是。
5日,黎召见全体阁员,面谕他们照常供职,教育总长范源濂因为曾面诋黎,所以不能继续留任,乃单独提出辞呈,黎不予接受。黎主要是考虑如何处理段出走的问题。
由于黎想请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段之策行不通,乃退而求其次,打算在阁员中选择一个人代理国务总理。黎完全不想请段回任,希望借段负气出走而将错就错,不让段回京。冯国璋则劝黎对这个问题要多加考虑,不可走极端,同时自告奋勇愿到天津去劝段回京。黎不好拒绝冯的劝告,但不赞成由冯出马,认为这样一来,段便占了上风,所以黎只同意派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赴天津劝段回京。
这一天,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向冯国璋告密,说段已拟就了辞职出京的通电,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曲直。这是把总统和总理的政争摊开来给北洋军人评是非,也是向黎威胁的一种手段。可是,段的电报还未发出,各省军阀已有通电到北京,要求挽留段。
5日晚间黎再度邀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入府讨论政局。冯国璋把朱家宝的告密电闪烁其词地讲了出来。这一来,黎的勇气就顿时消失了,他转而请冯亲自到天津先劝段返京。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外交问题就让芝泉(段的号)主持,我完全没有意见,不过总以服从多数为宜。”
冯国璋到天津找到了段,向段说:“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
6日,冯偕段一同回到北京,冯到总统府向黎报告任务达成,段则回府学胡同私邸。
7日段到国务院办公,第一件公事就是把致章宗祥的电报发出。下午冯陪同段到总统府谒黎,段向黎一鞠躬,坐下来严肃地谈了一套对德绝交有利于中国的理由,如对德绝交后协约国方面承认缓付庚子赔款,修正《辛丑条约》及提高关税等。黎也严肃地听着,但没有开口谈话。
8日,驻日公使章宗祥复电报告和日本政府接触的经过,日本政府催促中国政府应先行对德绝交,关于绝交后的权利、义务问题,协约国自可协商解决,中国不必事先提出条件。
9日段在迎宾馆招待国会议员,把政府的外交政策做了一个说明。
10日段出席众议院,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众议员以331票对87票表决通过。11日参议院议员以158票对35票表决通过。
冯国璋这次以副总统的身份北上,不料赶上了黎、段剧烈政争的一幕,弄得非常扫兴,也很头痛。所以当段回京后,国会又顺利投了信任票,他感到北京城实在是个是非窝,还是远避为宜。于是遂在11日离京南返。
第108章 张勋的三次徐州会议
袁垂危的时候,北洋系虽已四分五裂,可是段祺瑞和冯国璋却都各有千秋,要取袁而代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责任内阁,把握了政治的主流,可是在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行动要受到许多牵制;冯国璋在南京行动就可以自由得多,但也有坏处,坏处是距离北京的政治中心远了一点。
袁死前,冯国璋正在南京召开“南京会议”,冯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想在袁和反袁派中间,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挟袁以对付西南的护国军,又挟护国军以对付袁。这时袁对冯已不放心,所以他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张勋督理安徽军务,仍然驻守徐州,袁的死党倪嗣冲为安徽省长,袁并且暗示张勋如果能驱逐冯,就派张督苏。这一来,张、倪联合起来捣乱南京会议,使南京会议变成无结果而散的局面。
袁死后,张勋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阀代表邀往徐州开会,参加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东五省代表则因旨趣不同而没有参加,福建代表则没有及时赶到。
这是5年6月7日,也就是袁死后的第二天,张勋发表了“保境卫民”的通电,并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尘的宴会上,向各省代表高谈阔论地谈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泽”。6月9日,徐州会议正式开始,张勋派参谋长万绳栻宣布《会议纲要》十条,以“固结团体,巩卫中央”作为烟幕,骨子里却是想组织北洋军阀的各省军事攻守同盟,用以挟制北京政府对抗西南护国军,保全他们的权力地位。不要看张勋是个老粗,他却把握了一个最好的时机,让自己成为当时的政治宠儿。原来袁死后,北洋军阀们正感前路茫茫,后顾惶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是,他们在袁最后时期都是各为自己利益,四分五裂,怎知袁一死,他们却感到如果不团结,北洋系便会解体,因此求生的要求就是要团结。恰好在这个时机张勋召集了徐州会议,正符合了当时的需要。
张勋代表北洋系中最顽固和守旧的一派,他和他的部下都留了辫子,这便表示他仍向往清王朝,所以他驻节徐州时,清朝的复辟派人物纷纷投奔他,把他当作了希望。袁的帝制失败后,洪宪帝制派的人物也求张庇佑,倚靠他的保护。因此,他竟际会风云,成为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
段祺瑞得知张勋召集徐州会议,马上派段芝贵秘密到徐州活动。段既然以北洋系正统自居,当然看不起北洋系中的杂牌如张勋之流,可是他既然继承北洋系领袖,对北洋系所属的各种杂牌军也有拉拢的必要,所以他赶快对张勋暗送秋波,认为张勋在徐州的行动,可以牵制冯国璋。因为冯国璋才是段的对手,所以拉拢张勋便是打击冯国璋。至于张勋呢?他本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老粗,他对袁尚且不买账,当然更不会把段祺瑞放在眼中了,可是张勋和冯国璋不和,为了利害,拉拢段可以抵制冯,所以也乐得和段祺瑞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