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毓隽言）项城蓄谋帝制之始，合肥微窥其隐，即召余（曾自称）及又铮诸人秘商曰：“项城帝制自为之迹，已渐显露。我当年曾采取共和之电，如今又拥项城登基，国人其谓我何？且恐二十四史中，亦再找不出此等人物！所以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发一言。”
　　后来帝制形成，合肥养病京郊。一夕，项城忽召余曰：“松坡已离京转滇，芝泉亦知之乎？为我转告芝泉，此时忍坐视我满头白发，遭人摧毁欺负耶？”继又忿然曰：“没有我，恐怕也没有你们！我今年逾五十，位极元首，个人尚有何求？然不能不为此一团体打算，我们不能让人家打到大门口来！即有错误，第一个了解我，又能谅解我的，应该是芝泉。今乃刚刚相反，芝泉竟是第一个不了解我，不谅解我的。实令人不解！汝可转告他。”
　　继又曰：“最好芝泉能亲自来见我。”于是提笔草就一函，交余递段。段阅后决定仍不往见，嘱余拟稿，加以矫正，交余面呈项城。于是我又往谒项城，作第二次之密谈。袁拆函一瞥，随命余曰：“汝且退，明日此时，可再来此。”
　　余谒段报告见袁经过，段曰：“汝明日复谒项城，不必多费一词，只听其发付可也。生死且不计，何有于得失！”
　　余归，竟夕不能成寐，想找又铮诸人一商，则又铮实为与合肥同一鼻孔出气之人。且合肥此种坚决态度，十之七八受又铮影响为多。乃作罢。
　　余谒合肥，请其在可能范围内予以便宜行事。段郑重声明曰：“除不拥护项城做皇帝，及暂不谒见外，其他均可便宜行事。”又承相告曰：“昨晚又铮来称：项城左右，已亟谋不利于我，并及又铮。闻他们只待上面点头，便采取行动。我料此乃想当然事，但亦不可不防范之。”
　　我离合肥处后，颇有歧路徘徊之感。继思又铮毕竟权奇倜傥人也，不如试一探询其本意，然后请其相助。因径往某俱乐部见又铮，坦白告以一切经过。又铮笑曰：“阁下诚坦白，但尚隐有一事，即项城大骂徐树铮该死是也。”余亦笑曰：“事诚有之，何必赘述，以撄君之怒。”我乃更告以项城与合肥各执一端，无法向项城复命之苦，请智多星为我设想。又铮先说笑……见余若有不豫色然者，始正经为计曰：“阁下明日仍先谒项城，告以合肥拟俟稍愈，即亲谒面呈密要。项城能得与合肥面谈，必喜且不胜，然后吾人徐图补救。兹事体大，不可造次。”余觉又铮所言极是，次日再谒项城。……
　　此次谒项城为第三度。见袁后即告曰：“段以兹事体大，决俟病体稍愈，躬亲请谒，面呈一切。”又故意加重语气，重说曰：“亲来密商，比较方便。觉其病状已好转，大约最短期内即可应命前来。”项城听到最短期内可以会晤，立刻变为喜悦。我正想乘机告退，但项城准备发言了。他一发问，问题便多。我暗中在咎又铮：凡所作计，总带几分冒险性质。正在冥想，见项城检交冯华甫亲笔函曰，汝试一阅，必觉其真有进步。我读后，记函中警句云：“京以外事，倘有所命，决不敢辞。惟京内事，则极望菊人、芝泉诸兄能切实秉命而行，不要为其左右所误。……”此一语明明系指合肥之信任又铮，最中项城之忌。我不待项城发言，即批评该函云：“无论东海、河间、合肥，皆属国家柱石，似应同心协力，三位一体。……如相互猜忌，则恐祸起萧墙，非国家之福。”项城云：“可为我将华甫此意，转告芝泉。”旋又急曰：“且慢，又铮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芝泉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亦可为我转加勉励，并可将去此函共阅。”
　　余自公府辞出后，即见合肥，告以已代为权允病愈后往谒面谈。并递上河间致项城手函。合肥看罢，即掷之于地曰：“冯华甫本来是狗，现在看来，简直连狗不如！”
　　我说既已权允病愈往见，则不能称病到底，事先应有准备才好。合肥曰：“又铮来过，亦为此事担心，汝可找又铮共商。”
　　我找到又铮，出示冯函，又铮曰：“我们还是抓定自己的原则，即第一：不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均反对帝制到底。第二：欲项城中途取消称帝野心，据张季老相告，已完全失望。所以合肥还是始终称病不见为上。”我反驳曰：“不见固佳，但不能称病到底。”又铮思之有顷，忽拍案叫曰：“得矣，我可派人扬言于梁燕孙、杨晳子辈：‘只要合肥愿见项城，项城可答允合肥一切要求，所谓要求，包括人事调整’云云。彼辈一闻此言，恐被指名调整，必多方设法以缓项城与合肥之见面，则吾人可从容坐视其变。”
　　余每暗服徐之勇迈而兼有雅量。因一再相约曰：“一切如君所论，但请从速进行。”
　　果然，此后多日，项城不再召我，又铮之谋告成矣。
　　忽一夕梁燕孙过访……曰：“顷间项城相告，谓据足下转陈，合肥已允病愈往谒。果能如此，何事不可商量。第一，冯华甫即不敢再如目前之作壁上观，而将一切责任推诸合肥身上。第二，东南西南各省督使，对我方必立刻改变观念，而有所顾虑，以共寻求缓冲之道。则项城做不做皇帝，均得有时间从长计议。……”我答曰：“合肥已决定病愈往谒，但项城左右，恐非每个人都如阁下想法。……合肥个性，阁下所知，决不可供群小玩弄。”梁氏云：“足下之言是也，容将此意往陈项城，得其了解，再来就商。”
　　梁去后，余即往告又铮，徐曰：“有我徐某在，决不令此獠猖獗祸国也。”
　　我问曰：“君谓南皮项城，是半豪杰，作何解？”徐曰：“南皮一生，以骂人起家。项城一生，以骗人起家。非豪杰不敢以骂人，非豪杰不足以骗人。然真豪杰，则既不骂人，更不骗人。今南皮与项城一骂人，一骗人，吾故曰半豪杰也。豪杰而曰半者，其他一半，属屠沽故也。”徐氏述毕，关于梁燕孙与我晤谈之应付，又铮毅然曰：“我料梁氏旨在窥探吾人意向，暂时决不会怂恿项城召见阁下。因我所做工夫重点，即在投彼辈所好，可使项城一时更不图见合肥，请君高枕看我好谋。”我深信又铮之能，遂亦置之。
　　项城欲与合肥见面，终因又铮窥破项城左右意图，略施拖延小计。不久蔡松坡云南起义，项城亦势成骑虎，不能登其大宝。
　　某夕，又铮过访，谓项城又有请合肥复出相维之意，幸为其左右所阻。继又曰：“只要我们能消极到底，军事方面，久持必生变，虽倒河倾海，亦无能为力。”河海云者，指河间与东海也。又铮只坚持此一策略，以成合肥再造共和之局，合肥亦能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
　　又铮最重视者，为项城将来如何收场，合肥又如何出而善后，我们为其左右者之如何预筹也。又铮之中心主张，为佛头上着不得一点粪。无论项城以何种名义授合肥，纵使实际上授以全部军权，亦不能接受。一接受，则头上着粪，永远难洗。反之，纵使空虚到委蛇伴食，予以间曹，也当拒绝。不拒绝，头上又着到粪了。故吾人不能轻易授人以口实。则项城之败，敌人不一定能收全功，而我们则操胜算之一半。后来事实演变，一如其所料。虽以东海之善于操纵，河间之亟思染指，而北洋军权，始终控制于合肥手上者，胥又铮此一坚决主张，为奠定其基。
　　当袁氏取消帝制，手令东海，请合肥同筹善后，一切请合肥处理，惟不能再用徐树铮。合肥一听此言，大怒曰：“事到如今，尚一点不放松。我宁不干，我又如何能干！”
　　曾氏又云：“大徐最怕小徐，但有时亦爱小徐，且想利用小徐，而小徐终其身，只接受其怕，不接受其爱，更谈不到利用。而合肥则不然，能使小徐终其身不见其爱，只见其信任。不见其怕，更不见其利用。信任矣，爱何加焉。利用矣，怕必随之。然则大徐之智出合肥下矣。”
　　黎元洪就职总统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是段的第三次组阁。段组阁时有一个老问题，就是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也是坚决不同意的，段把这意思请张国淦向黎去讲，袁死前段亦是请张国淦向袁要求派徐为秘书长而被拒。张知道黎也不会同意，可是又不能不讲，才向黎一提，黎就沉下脸来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张不好把这话对段讲，就去请教徐世昌，徐怕黎、段两人因此闹僵，乃亲自去见黎说：“我以为你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这一件非依从他不可，不要怕又铮跋扈，芝泉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也差不了多少。”徐世昌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在当时的情势，段有没有徐树铮都是一样，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黎元洪。
　　当黎同意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有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规定国务院秘书长来见总统陈事时，须先知会总统府秘书长一同入见。这个规定也是令人不解的，原来黎做总统后，段从不以总理身份去见总统，而是由国务院秘书长前往。徐树铮见黎时也并不尊敬，黎有时问起某一件公务时，他总是这么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有总理负责，总统不必多问。”
　　小徐有才气但任性，段能倚信小徐，实在很难得，可是小徐的缺点是跋扈，很难与人共事，像张国淦这样能够忍让的人，亦无法和小徐相处，竟于8月1日辞职，由丁世峄继任。丁鉴于张的失败，所以采取不让步态度对小徐，并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建议：“大总统得出席阁议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大总统对国务自由行使其职权。如用人不同意，得拒绝盖印。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国务会议前须将议事日程陈报，会议后须将议事纪录呈阅。”
　　黎自丁世峄入幕后，声势一振，其左右如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等，亦附和丁的建议。段一怒而请假不视事，赖徐世昌等调和，段才稍稍让步，于8月26日手谕徐树铮：“本院呈请大总统核阅文件，应责成该秘书长躬自递呈，用印后赉回，无论风雨黑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而免差异。”又呈报黎：“逐日文件，均由树铮躬递。该员伉直自爱，不屑妄语，其于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对有关府院权限问题，亦议定折中办法，即：
　　（一）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事后送呈议事纪录；
　　（二）国务会议散会后，推国务员一人入府报告议决事项；
　　（三）每星期五，国务员齐集总统府会商政务，举行聚餐；
　　（四）总统对国务会议议决案如有认为不合者，得命总理及主管阁员说明其理由，如仍认为不合，得交复议一次；
　　（五）未经国务会议议决之命令，总统得拒绝盖印。府院职权因此明确划分。
　　徐树铮不只和总统府秘书长对立，在国务会议中也引起了极大的麻烦。在第一次阁议中，内务总长孙洪伊就和徐树铮吵了起来。照法理讲，国务院秘书长只能列席内阁会议，并无发言权。那次阁议中，讨论到广东李烈钧和龙济光的纠纷，徐主张电令闽、粤、湘、赣四省会剿李烈钧，孙主张去电和解，其他阁员皆赞成孙的主张，不过为了段的面子，没有制止小徐发言，小徐竟于阁议后，将会剿李烈钧的电报拍发，待四省复电国务院，阁员们才知其事，孙洪伊遂在阁议席上指责小徐，小徐也反唇相讥，两人几乎拍桌吵闹，而段却有左袒小徐的意思。
　　总统和国务院职权划分后，国务院大权几乎全集中于徐树铮之手，不止孙洪伊不满，其他阁员也不满意，不久发生了任命郭宗熙为吉林省长和查办福建省长胡瑞森案，遂使内阁的火药气氛接近爆炸。这两案都是徐树铮擅行决定，得段同意办理，既未经阁议审查，又没有主管内务总长副署，徐即以国务院名义径行咨复国会。孙洪伊认为小徐眼中完全没有内务总长，段也不尊重自己，乃当面质问段：凡与各省民政长及有关的问题，内务总长是否无权过问？院秘书长是否有权擅自处理？段无言回答，只说了一句：“又铮荒唐。”吩咐把胡瑞森一案的咨文追回，可是国会已经印发了出去，无法追回，孙乃于8月30日愤而辞职。段一面派许世英致意慰留，一面调整内阁办事程序五点：（一）凡答复议会之质问书，须由主管部起草；（二）颁布命令须由国务员副署；（三）院令须经国务会议通过；（四）阁议通过者，秘书不得擅改；（五）各项法令非经总理及主管部总长副署，不得发出。黎闻知此事，乃于10月1日召见孙，面予恳留。
　　不久，孙以裁汰内务部员司，为被汰人员祝书元等28人借口不合文官任免休职条件，控诉于平政院，平政院决定受理，限孙五日内提出答复。孙认为平政院是袁所设，其本身地位有问题，因而置之不理。10月7日平政院认为内务部非法，任免令一律取消，由院呈请大总统下令执行。孙则力斥平政院非法设立，不在民元《约法》内。双方争执甚为激烈，孙认为这是徐树铮幕后策划出来的。
　　孙和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同为国会中的韬园系，这一系在国会中颇有力量，所以孙亦有恃无恐，与丁联合对抗小徐。丁对小徐处处防范抵制，不似张国淦那么随和，因此遂使当时政治空气紧张。
　　10月18日，徐树铮忽然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请黎盖印，黎为之骇然，坚决不肯盖印。此后，徐一连到公府催促四次，最后一次公然很不礼貌地说：“总统不盖印，就只能不准伯兰（孙）出席国务会议！”此时，黎一肚子的火大喝一声：“你说的是一句什么话！”徐冷冷地回答说：“这是总理说的。”
　　这次政潮的范围非常之广。国会议员王玉树等提出对政府的质问案，认为要罢免一个总长，应该由国会提出弹劾，而不能准许国务总理独断独行。孙洪伊本人则认为“国务员对总统应负连带责任，内阁可以总辞，不能单独免一个阁员的职”。
　　10月24日，很少到公府来的段忽然来到了公府，亲自请黎在免孙的命令上盖印。黎仍然拒绝。段乃气势汹汹地说：“总统不肯免孙伯兰的职，就请免我的职吧！”黎被他这一将军抵挡不住，便又无可奈何地说：“可以让伯兰自动辞职，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但是孙洪伊表示除非总统下令免职，自己决不自动辞职。
　　10月27日，黎请参谋总长王士珍与孙同到公府来商量这个问题。王士珍劝孙让步，以一个专使的名义出洋考察，不开去内务总长的职，由次长代理部务，以便和缓政潮。孙表示不愿出洋。
　　国会中韬园派议员吕复、褚辅成等提出了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案，并且还拟进一步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徐看见问题闹大了，不免情虚胆怯，便表示“只要伯兰辞去内务总长，维持总理的威信，可以调任为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孙表示：“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段听了孙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的话，不禁怒气冲冲地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一方面表示决不辞职，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内阁就不能维持总理的威信，可是如果维持了总理的威信，势必又会影响到总统的威信，这个问题纠缠不清，始终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来。于是黎的策士主张电召“隐居”卫辉的徐世昌到北京组织内阁以代段。他们认为，段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段之上，并且张勋对徐抱有特殊好感，因此以徐代段不会引起严重后果。黎也觉得傀儡总统和盖印机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就采纳了策士们的建议，派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
　　从10月下旬到11月，徐世昌突然变成“解决时局的中心人物”。北京传出来的消息异常混乱，一会儿说徐即将来京，一会儿又说他不肯来。最后，他提出了“拥护元首”、“维持合肥”、“不入政界”三个条件，要黎答应后才肯动身。
　　徐世昌于11月16日到北京，当天并不到公府谒见黎。17日，黎亲自到五条胡同拜访他，希望从他取得一些安慰，但是他只向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黎十分扫兴地回到公府来。府秘书长丁世峄劝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认为：“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会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做总理。段是个心地狭小的人，先发表命令，必然会负气出走，徐就可以从容上台了。”黎不以这个意见为然。另外有人建议电召冯国璋、陆荣廷晋京，然后下令免段的职，黎也不以为然。那些策士不满于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因此，他们没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打电报给冯国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请冯发电为之捧场。可是冯的消息很灵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同时冯自己正因为当选副总统，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想找一个机会应酬段一下，因此回电说，内阁仍以维持原状为宜。这样，就使黎的逐段计划多了一层阻力，徐世昌上台多了一层顾虑。
　　17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就是孙洪伊、徐树铮两人同时免职，并且推荐张国淦继任院秘书长。他认为张国淦以前做过府秘书长，又做过段内阁的阁员，这样一个与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人继任秘书长，一定能够融洽府院感情。此时黎既没有勇气拒绝徐世昌的意见，而舍此之外又无更妥善的办法，就于20日下令罢免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
　　22日，徐树铮拿了免他自己的职的一道命令入府盖印。黎一面盖了印，一面又觉得忐忑不宁，要聘徐做公府军事顾问，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话。
　　24日，段向公府提出三点质问：一、现在府方一切措施，是否与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完全相符？二、府方经常延搁国务院的呈阅公文，倘有贻误，其责任应当谁属？三、经国务会议通过应当发布的命令，府方经常拒绝盖印，能否说明其理由？
　　孙洪伊仍然退回到国会，仍然不断利用国会党团的力量打击段。6年1月14日，步军统领江朝宗忽然派兵到羊肉胡同孙宅进行搜查，据说孙宅藏有“危险分子”八人，孙洪伊有“阴蓄死士进行暗杀”的嫌疑。这样，孙便只得逃往南京托庇冯国璋。
　　一般人都以为府院政潮已因黎之软化而告解决，但是段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孙洪伊免职仅仅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院秘书长徐树铮既然去职，府秘书长丁世峄也该去职。黎本想拒绝段的这个无理要求，可是忽然张勋来一个痛斥丁世峄的电报，因此黎只好同意段的要求，2月25日派夏寿康继任府秘书长。
　　丁世峄辞秘书长后，发表辞职书有云：
　　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匝旬不一晤总统，惟见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务省早经奏明日皇，而我大总统至时尚未尽知其事。内阁与章公使往来十余电报未一呈阅。……


第104章 浙江的变动
　　浙江是在段祺瑞主政时期纳入北洋势力范围的。
　　由于浙江督军吕公望不能控制全局，5年12月段派曲同丰到浙江帮助吕公望处理收束军队事务，吕曾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曲是他的老师，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吕对曲有信心。曲、吕会谈时，吕曾提到浙江军官有的不听调度，有的不服编遣，尤其是杭州警察厅长夏超极跋扈，浙江人叫他警察王，吕对夏极为不满。曲说：这次由北京出来，段曾告他，要他告诉吕说可以放手去干，段会做吕的后盾，对于目无督军的浙省军警首长，都可以罢免和调动。曲回北京后，段果然调升夏超为浙江全省警务处长，改派吕公望的心腹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于是浙江的警政变成了不伦不类，有警务处，又有警察厅，警务处长虽然位在厅长之上，但是没有实权，夏超认为这是明升暗降，当然不满，他和浙江军界关系很深，由于他的策动，浙江督署参谋长周凤岐、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第一旅旅长朱伟良、第二旅旅长李炜章、混成旅旅长俞炜都向北京政府辞职，这种辞职是集体罢工。北京回电一律不准。
　　突然间浙江局势就像一座火山，有随时爆发的可能。5年12月26日，新任浙江省会警察厅长傅其永到厅接事，在该厅举行欢宴时，突有彪形大汉多人拥入警察厅，一言不发就把傅其永抓出大门外，就在警察厅门前把傅不问青红皂白，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
　　也就是这一天，杭州全城警察一律罢岗，电信机关都由武装人员把守监视。杭州官方发表吕公望的辞职电，并说已将浙江督军和省长两职分别移交给张载阳和周凤岐。可是张、周两人又表示不愿接任。浙江各界人士公推前浙江都督蒋尊簋继任督军，蒋也不肯出山。
　　吕公望当然不是自愿辞职，他看到杭州城内情势的严重，知道自己无力可以整顿，乃于除夕之日逃出杭州，潜往嘉兴，他抵达嘉兴后，立即发出一则通电，电云：
　　……夏超胆敢主使驻厅巡逻队长林文忠率众凶殴傅其永，傅身受重伤，生死莫测。全城警察同时罢岗，并煽动省城一部分军队，乘警察扰攘之时，监守银行电局，捏造公望辞职电报，私举师长张载阳为督军，军署参谋长周凤岐为省长。……数日以来，公望正督率省中正当部队竭力弹压，浙局不难底定……。
　　然而吕公望在浙江已无能为力，段祺瑞也深深知道这一事实，所以当他接到浙江内部发生变化消息后，他便电请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近查办。
　　夏超是浙江青田人，未曾受过高等教育，民国元年任杭州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一派出所所长，不久升分局长，再不久升警察局长，为人阴沉，且有野心。
　　吕公望是浙江永康人，曾参与辛亥独立，为人旷达豪爽，有责任心和正义感。护国起义后，浙人驱逐朱瑞和屈映光，吕当时任嘉湖镇守使，由浙人公推吕为督军兼省长。吕就职后，所遴选的办事人员都很优秀，可惜浙省内部不稳，吕不幸被迫离开杭州。
　　除了吕公望是浙军中有声望的人而外，张载阳师长和周凤岐参谋长都是浙军中有实力的人物。张载阳字暄初，浙江新昌人；周凤岐字恭先，浙江长兴人。张为人敦厚，人缘较好；周为人机巧，颇有手段。吕公望以下，张、周在浙军中都具有影响力。
　　在处理浙江问题上，段祺瑞和冯国璋又重行合作了，这当然是表面的、暂时的合作。段除了请冯就近查办而外，还想派淞沪护军使、第四师师长杨善德带兵占领浙江。段的主意冯完全赞成，因为冯希望把中央直辖的淞沪军区收回到江苏省区内，所以他也极力保荐杨善德继任浙江督军。于是北京政府明明知道吕公望的辞职电报是假的，可是仍当作真的处理，民国6年元旦，段内阁明令准吕公望辞职，派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
　　段祺瑞改组浙江的人事命令，并没有通过国务会议，因为如果提付国务会议，就不会通过，最初只是先进行查办，所以段假口新年阁议停开，而浙江问题又未便拖延不决，所以从权先发布这道人事命令。
　　夏超发觉问题严重，赶走了吕公望却给北洋军一个借口和机会，局势更糟糕了。6年1月1日，杭州电报局又发出吕公望的通电说：“前因脑病骤发，电请辞职，未蒙中央允准，并承各界坚留，势难推诿。自元旦起，力疾供职”，这个电报当然也不是吕公望自己所发的，这个电报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北京的人事命令。
　　浙江省议会也通电反对更换督军和省长。浙籍名流章炳麟公开发表谈话说：“杨善德比吕公望更坏，这样的人事更换，非浙江之福。”浙军师旅长也联名电请维持吕公望的地位，以陈肇英团长为首的浙军全体中级军官也通电表示拥护吕公望。
　　浙江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坚持“浙人治浙”，公推各界领袖章炳麟、沈定一、王锡荣、经亨颐入京请愿，请求段内阁收回更换督军、省长命令。浙江的公民大会在火车站前第一舞台召集多次会议，有人建议除了派请愿团而外，还要组织“哭求团”到北京请愿，如果北京政府置之不理，各机关团体的浙江人士即全体辞职以示抗议。
　　段祺瑞听到浙江方面一致拒绝北洋军，乃发表谈话说：杨善德之赴浙，是因为浙江军警派系不能调和所致，杨入浙决不带一兵一卒。同时段又一再电催吕公望北上，另有借重。
　　杨善德也表示不带兵入浙，可是浙省公民代表请愿团还未启程北上，而上海的北洋军第四师已整军待发，夏超这时也暗中通款曲于杨善德，愿为内应。
　　吕公望知道拒绝杨善德入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乃于1月7日亲到龙华和杨会晤，表示自己愿意交卸，但为了不使浙江全省惊扰，要求杨实践诺言，不带兵入浙，杨表面上和吕敷衍，暗中却命令部下对吕威胁，勒迫吕与杨发出联名通电，保证杨只酌带少数军队入浙，希望浙人不要猜疑。接着杨即配带一旅军队，全副战备开到杭州附近的临平，然后走马上任，这时杨因为有夏超的投附，所以毫无畏惧，从容入杭，就职时出有布告，约束北军对待浙江人民要“以谦和为先，以礼让相接”。同时劝告浙江人民必须与“纪律良好的北军”合作，不得互相惊扰。
　　北军入浙后，杨善德便撕毁了诺言，源源不绝地派军入浙，从此浙江便纳入北洋系手中了。
　　吕公望交卸了浙江督军，并没有接受段的邀请北上，后来反而到广东投效孙中山。
　　夏超既然迎杨善德入浙，而杨因为人地不熟，所以事事倚赖夏，夏一心希望能当省长，可是省长已为齐耀珊占去，他只好仍任警务处长。
　　冯国璋把杨善德送去浙江后，自以为淞沪护军使一职可以撤除，于是电请北京政府废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军区管辖，并保荐前淮扬镇守使刘询为上海镇守使。
　　冯始终认为淞沪护军使一职的设置，是割裂江苏军区，是袁世凯用以牵制江苏的不正常措施。原来冯督苏后，江苏一直不是完整的，在上海有淞沪护军使，在徐州又有张勋，冯想借更换浙督送走杨善德，然后把上海纳入江苏范围。可是段却早有安排，不待冯的电报，即于1月6日发表淞沪护军副使、第十师师长卢永祥升任淞沪护军使。冯退一步保荐刘询为淞沪护军副使，段也不肯同意。


第105章 奉天的内讧
　　袁称帝时，湖北和奉天都闹出将帅不和的纠纷，现在追叙一下。原来湖北将军是袁的干殿下段芝贵，可是会办军务的王占元不把小段放在眼中，要想迫小段离鄂。奉天将军是张锡銮，袁世凯的把兄，曾招安张作霖和冯德麟，袁把老把兄从直隶都督调为奉天都督，是因为张锡銮对张作霖、冯德麟二人有恩。现在张是二十七师师长，冯是二十八师师长，都是奉天的实力派，派别人督奉，怕这两位师长反对，派张锡銮督奉，一方面张在关外时久，有威名，又与张、冯二将有旧，应该是人地相宜。怎知时移势易，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当张、冯两人发觉这位老长官之来奉天，是因为靠他们二人为政治资本，他们对待老长官的态度就颇为冷淡。
　　张锡銮和段芝贵都受到部下悍将的白眼相加，他们都向袁哭诉，尤其是小段（当时人称段芝贵为小段，以别于段祺瑞），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面泣。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在当年张作霖受抚时，是张的保人，所以袁认为让张、段二人对调，或许可以缓和一下。民国4年8月18日，袁发表命令，鄂、奉两督对调，张锡銮奉到督鄂令时，曾题诗云：“二十年前一少尉，而今开府鄂王城。”又有留别属僚的诗：“一身去就等鸿毛，回首辽天夜月高，独架风轮先马卒，恐教别泪染征袍。”
　　段芝贵来奉接事时，先赴张作霖司令部下榻，以示和张的交谊深厚。这时小段是袁的红人，是北洋军中拥护洪宪帝制的第一号人物，又是段祺瑞的本家和同乡，加上小段的父亲又于张作霖有恩，因此张作霖遂不便拒绝小段上任，心里虽十二万分不愿意，姑且把一股子怨气按捺下去。
　　在袁帝制自为密锣紧鼓时，袁曾陆续调师长以上的军人到北京面加抚慰，对于张作霖尤极尽笼络。张从北京回奉天时，曾通电劝进；奉天表决国体时，他亲带军队，荷枪实弹监视公民投票，造成清一色地赞成君主制的民意。
　　袁世凯对部下封爵时，曾封张为二等子爵，照袁颁爵时的普遍习惯，中将阶级的师长和镇守使，都只授轻车都尉，张作霖以一个师长而获二等子爵，就表示袁破格笼络他。然而张自以为对洪宪帝制出过大力，竟不能封侯，遂大失所望，即日递呈请假。当时所谓请假，便是辞职的先声，辞职又是自由行动的初步。所以吓得段上将军亲自踵门探疾，而张作霖却闭门挡驾。袁想调虎离山，征求张做绥远都统，张当然是一口拒绝，他怎会离开他的老窠奉天呢。
　　护国军倒袁时，袁调兵南征，民国5年2月间，袁召张作霖入京商讨南征问题，袁对张说了许多好话，许了许多好愿，劝张作霖带兵赴湖南。袁以为张会讨价还价，怎知大出袁的意料以外，张竟一口承允，拍胸愿为前锋。袁觉得张究竟是绿林出身，有侠义之气。
　　张答应出兵后，要解决出兵的技术问题。袁特别关照陆军统率办事处，对张的需要优先解决，补充饷械，尽量方便，怎知饷械到手后，他却突然变了脸。他翻脸后可更厉害，因为他手上有段上将军亏空公帑数百万元的证据，这都是奉天的血汗脂膏，他要代人民清算这笔账。5年4月20日，小段微服潜赴北京哭诉，袁劝他委屈一点先回任所，再作计较。这时袁获得密报，张作霖正命袁金铠起草什么奉天保安会的章程，袁想到辛亥革命时，奉天也产生了一个保安会来和清廷脱离关系，组织保安会便是变相的独立。袁这时候对南方的爆炸局势已经很伤脑筋，自然怕北方也出乱子，而腹背受敌，他知道已无时间拖延了，4月22日他发表命令，任命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任命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这里先叙述一段张作霖和冯德麟的恩怨和旧事：
　　冯德麟是奉天北镇县人，在家乡因不堪酷吏和暴政的压迫，一怒而落草。曾因反对帝俄而被俄人逮捕入狱，出狱后他又组织神出鬼没的义勇军，这时所谓义勇军不是官军，所以统称为胡匪。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锡銮为东边兵备道，新民府知府为曾子固，受奉天将军增祺之命招抚胡匪，张作霖和冯德麟就是这时同时接受招抚的。冯在当胡匪时，与张作霖各率一支，互不相属，冯部的实力并不弱于张部，受抚后两人的军职也一直是一样，没有高低。接着张作霖因功被授为前路巡防营统领，冯德麟也同样地被任为左路巡防营统领。
　　到了宣统三年辛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吴景濂和张榕、蓝天蔚等，在沈阳运筹革命，当时在沈阳左近只有中路巡防，还是一部分驻铁岭，此外并没有其他军队。新军蓝天蔚的一个混成协驻在沈阳城外北大营，他只要枪声一响就可以占领沈阳。可惜这大好的机会，他失掉了。当时的赵尔巽确实受到威胁，乃决定调后路巡防营吴俊升晋省入卫，以吴为行伍出身较为可靠。事情被张作霖派驻省城的张惠临知道，当即通知张作霖，张以为这是良机，乃由洮南率马步兵共九营，星夜赶到沈阳。洮南在辽源的北方，张于8月23日早过辽源，为吴俊升所悉，即迎张小留。张表示沈阳家中有事要回去料理，不能停留，迨张部已抵沈阳，吴才收到赵调吴的命令。张抵沈后即往晋见赵尔巽请罪，陈明擅自离防晋省，因事情危急，未能等待请准。赵以张既来省，迫于情势，只好认可，当即阻吴不必来省。9月1日赵即召集新旧将领讨论应付时局大计的军事会议。当时被邀的，新军将领则有第二混成协、第三镇、第二十镇的统制、协统、各镇参谋长。旧军将领则为五路巡防统领。在正式会议之前，新旧军将领均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在会中所持的态度。新军将领张绍曾、蓝天蔚、卢永祥等，商议结果，主张东三省宣布独立。旧军将领由张作霖召集会议，决定一致拥护赵尔巽总督“保境安民”，暂持观望态度的主张，并做对付新军的部署。
　　当日下午4时，正式宣布开会，赵尔巽首先起立说：“武汉叛乱，朝廷正派大军进剿，不久即可敉平，东三省为皇上老家，我们必须拥护朝廷，不受叛乱影响，以固国本。”接着说：“现在我们东三省最好不动声色，不表示态度，见机行事，武汉果然成功，我们再响应，那时少不得有我们的份，若是失败了，那时我们并没有表示，自然也没有我们的事。这是我的意见，大家是否赞同，请发表意见。”赵说完了，参加会议的将领，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发言。赵又说：“目前朝廷还没有旨谕下来，我们的要务是保境安民四个字，抱定这个宗旨，无论是谁来，我们也堂堂正正拿得出去，地方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我们的一大功劳。”稍停又说：“我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当时张作霖一入会场，手中就拿着两个圆状类似炸弹的毛巾包。赵刚说完，张作霖首先举手赞成，其他四路统领，也随着举手。可是新军这边各镇统制、协统、参谋长，依然默不作声，动也不动。
　　赵尔巽一看会场里的情形，觉得不好收场，于是又说：“诸位还都年轻，遇事总不免容易冲动，我比各位年长几岁，什么事都经过了，能听我的话，大家不会吃亏的。有什么困难，各位尽管说出来。”会场还是一片寂静。
　　正当局面尴尬的时机，张作霖起立发言：“总督劝告诸位保境安民，暂不表示态度，苦口婆心，可谓仁至义尽，大家如果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举手赞成，我们今天在这屋子里的人，只有同归于尽，谁也别想逃出。”说完坐下，双手握着那个毛巾包。
　　赵乘机又说：“各位听我的准保没有错，也许我上了年纪，话没有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于是又把上面的话，重说一次。接着又付表决。
　　这次新军将领卢永祥首先举手，大家也相继随着举手赞成，赵尔巽欣喜地说：“这是全体通过了，大家总算给我一个老面子。”会议即告结束。
　　会议完了，蓝天蔚将卢永祥的袖子抓住说：“你这个家伙，在外头我们怎样说的，说完了不算，到里面又举手。”卢脸红耳赤地反驳说：“老兄，有命才能革命，老张那两颗炸弹，你难道没看见？若是爆炸了，我们还能有命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是救了大家。而且我的手只举到耳朵根，只算一半赞成，一半反对，你们不看清楚，糊里糊涂就随着把手全举起来，谁叫你们举起来？怎能怪我呢！”
　　新军独立的一波方平，民党独立的一波又起。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于9月22日用“保安会准备会议”名义，召集开会，拟于会中宣布独立。当请赵尔巽出席，赵即和张作霖商讨对策。张以地方军首领身份也被邀出席，并秘密布置，分派某军官应付某议员。赵偕张于下午2时到咨议局，吴景濂即宣布开会，吴说：“我们为了响应武汉革命，应即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推请总督为会长，宣言脱离清廷独立。”说完了之后，就请总督在拟好的独立宣言上盖章。赵督听罢，张皇地说：“你们若是搞自治，还可商量，独立就是造反，那怎可以？请你们另选会长吧！我实在不敢当。”吴接着说：“革命在推翻满清，不能讲条件，不能打折扣，为革命我吴景濂是不计生死的。”
　　这时张作霖面对吴而坐，吴话说至此，张即抽出手枪向桌上一拍说：“我张作霖有人就有枪，有枪就有人，只要是对地方有利的事，我张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我们一定得尊重总督的意见……”吴景濂在张的话尚未说完，便吓得从椅子上溜倒地下，一言不发。其他议员看到议长这样颓丧，又发觉周围所坐的便衣军官怀中都带有手枪，就赞成赵的意见，不发表独立宣言，仅把黄龙旗降下，改升黄色旗。原来预定在旗上所写“光复”两字，也改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字样，成为会旗。赵尔巽即在张护卫之下，就了会长，并通电吉林、黑龙江两省分别成立吉、黑“国民保安会”。这时东三省政权仍在赵尔巽手中，代表清廷行使统治。
　　由于张有这一些天大的功劳，因此赵对张特别眷爱，以后凡是公文往来，赵在张和冯二人排名时，总是把张排在冯之上，加上张率部赶走了新军以后，即驻军沈阳，所以张作霖和冯德麟虽然在军力上和军职上是同等地位，可是政治上张却已凌驾冯而上了。
　　在冯德麟而言，他绝对不承认这个事实，他认为和张作霖的地位是平等的，无分高低。他又是个火辣辣的脾气，所以在袁发表奉天军事首长任命，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而冯德麟成为低了一级的军务帮办后，冯便大为不满。
　　张作霖把握住时机，赶走了段芝贵，争到了盛京将军，就是奉天督军了。怎知从他奉到将军新命那一天起，他就苦恼万分，原来和他同时发表新命的军务帮办、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认为自己和张一样身价，驱逐小段时，冯也曾在防区广宁呼应，如今只得一个空洞的军务帮办，大为不满，因此赌气不肯就职，张就将军职时，冯也不肯去道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