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的专车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辆马车在14个月前曾用以迎接革命领袖、民国伟人孙中山先生。黎所受到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欢迎孙中山。
　　袁同时手令规定黎副总统月俸1万元，办公费2万元。这和前一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时的月俸3万元，是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这儿抄录几则有关的电报——
　　2年12月9日黎元洪上袁世凯电二则：
　　黎上袁并致各机关电：
　　元洪忝厕戎行，材薄任重，属沧海横流之会，当中原板荡之秋。溯自阳夏媾和，及平赣宁肇变，荆山欲崩，汉水几沸。幸赖我大总统当机斡运，先事绸缪，奠民国于无疆，投元凶于有昊。元洪得依余荫，幸保虚声，未尝不啜茗怀波，茹禾念露，燕云楚树，道阻且长，虽颜色未亲，而神魂久向。只以周旋鞭弭，鞅掌军书，亲从汜水之师，致后涂山之会，盲骑莫适，瞽笑为劳，天命更新，楚氛幸靖。风前退鹢，弥坚向路之心；浪后颓鱼，愈切登门之念。谨于本月九号亲戒行装，面聆迪诲，本府一切事宜，应恳大总统派员代理，俾专责成。专此缕陈，并行通告。
　　元洪业经起行，本府一切事宜除先行呈请大总统派员代理外，应暂交参谋长金永炎代拆代行。谨俟后命。
　　黎致段祺瑞电：
　　元洪自鄂频行，过劳远送，至感厚意。兹于本日早七点钟到京，即入觐大总统。面谕代理一节，已有命令暂兼等因。自维治鄂两年，深愧无状，得公替我，知免愆尤，闻命之余，敢为全鄂军民额手称庆！特电驰贺，兼致谢忱，即维垂察。元洪现住小蓬莱，并以奉闻。
　　段复黎电：
　　在鄂奉教，优礼逾恒，极感盛意。接读真电，敬谂旌旆莅都，至为庆慰。过承奖借，愧弗克当。瑞以菲材，随公之后，虽暂承乏，敢不兢兢勉守成规，冀免陨越，尚乞随时箴诫，是所盼祷。
　　黎致鄂省各机关人员电：
　　本副总统因公入京，于本月初九日自鄂起程，十一日早抵京。追维在鄂两年，同舟共济，诸赖匡襄。此次行期匆促，不及言辞，深怀歉仄。现在鄂都督事已奉大总统令任命段总长兼领。段总长威信素著，忧国为怀，必能造福地方，维持秩序。尚赖诸君子各尽职务，相与有成，本副总统有厚望焉。贱躯安好，知念并闻。
　　黎上袁书：
　　窃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靡措，诚服无涯，伏念元洪忝列戎行，欣逢鼎运，属官吏推选之众，承军民拥戴之殷。王陵之率义兵，坚辞未获，刘表之居重镇，勉力难胜。洎乎宣布共和，混一区夏，蒙大总统俯仍旧贯，悉予真除。良以成规久圮，新制未颁，不得不沿袭名称，维持现状。元洪亦以神州多难，乱党环生，念瓜代之未来，顾豆分而不忍。思欲以一拳之石，暂砥狂澜。方寸之才，权撑圮厦。所幸仰承伟略，乞助雄师，风浪不惊，星河底定。获托威灵之庇，免贻陨越之羞。盖非常之变，非大力不能戡平；无妄之荣，实初心所不及料也。夫列侯据地，周室所以陵迟；诸镇拥兵，唐宗于焉弛废。六朝玉步，蜕于功人；五代干戈，胎自骄将。偶昧保身之哲，遂丛误国之愆。灾黎填于壑而罔闻，敌国入于宫而不恤。远稽往乘，近览横海，国体虽更，乱源则一，未尝不哀其顽梗，憯莫惩嗟。前者赣水弄兵，钟山窃位，三边酬诸异族，六省订为同盟。元洪当对垒之冲，亦尚尽同舟之谊。乃罪言勿纳，忠告罔闻，哀此苦心，竟逢战祸，久欲奉还职权，借资表率。只以兵端甫启，选典未行，暂忍负乘致寇之嫌，勉图抛杖观成之计。孤怀耿耿，不敢告人，前路茫茫，但蕲救国。今者列强承认，庶政更新，洗武库而偃兵，敞文园而弼教，际四海困穷之会，急起犹迟；念两年患难之场，回思尚悸，论全局则须筹一统，论个人则愿乞余年。倘仍恃宠长留，更或陈情不获，中流重任，岂忍施于久乏之身，当日苦衷，亦难曝诸无稽之口，此尤元洪所冰渊自惧，寝馈难安者也。伏乞大总统矜其愚悃，假以闲时，将所领湖北都督一职明令免去。元洪追随钧座，长听教言，汲湖水以澡心，撷山云而炼性。幸得此身健在，皆属解衣推食之恩；倘遇边事偶生，敢忘擐甲执兵之报。伏居待命，无任屏营。谨呈等因。
　　袁复黎书：
　　来牍阅悉，成功不居，上德若谷，事符往籍，益叹渊衷。溯自清德既衰，皇纲解纽，武昌首义，薄海风从。国体既更，嘉言益著。调停之术力竭再三，危苦之词书陈累万。痛洪水猛兽之祸，为千钧一发之防。国纪民彝，赖以不坠。赣宁之乱，坐镇上游，匕鬯不惊，指挥若定。吕梁既济，重思作楫之勋。虞渊弗沈，追论戈之照。凡所规划，动系安危，伟业丰功，彪炳寰宇。时局粗定，得至京师，昕夕握谭，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坐，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楚国宝善，遂见斯人。迭据面请免去湖北都督一职，情词恳挚，出于至诚，未允施行，复有此牍，语重心长，虑远思深，志不可移，重违其意，虽元老壮猷，未尽南服经营之用，而贤者久役，亦非国民酬报之心。勉遂谦怀，姑如所请。国基初定，经纬万端，相与有成，期我益友。嗣后凡大计所关，务望遇事指陈，以匡不尽。昔张江陵恒言吾神游九塞，一日二三。每思兹语，辄为敬服。前型具在，愿共勉之！此复。
　　这两封信，全是言不由衷，假得可笑。辞卸湖北都督的黎被安置在瀛台下榻，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这个地方正是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
　　黎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据说两家讨论婚嫁时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因为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黎，袁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中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挑一个，黎征求太太意见。黎太太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黎太太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黎这时已是身在秦庭，事事不能不迁就，因此又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说好婚姻，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首饰数件。这幕婚姻是十足的政治联姻。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备受虐待，气成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是个悲剧下场。
　　黎初抵北京时，袁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有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7500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偶然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
　　袁对黎似已做到彻底地“解衣推食”了！
　　不久袁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而段祺瑞在权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因为他是袁身边重要的帮手，所以不能长期放在外面，袁对湖北人事安排，本预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在黎已入京，又已辞职。所以3年2月1日仍调段祺瑞回北京复任陆军总长，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他的任务是清除黎在湖北的势力，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
　　当段返回北京和黎相见时，他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他脸孔上流露出一种倨傲之色。段的等级观念很深，他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护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至于辛亥革命，黎只是从床下面拉出来顶名字的，谈革命功勋也是假得很；如今则已是袁的政治俘虏。因此他根本不把黎放在眼里。黎段之间这段关系注定了日后的许多纠纷。
　　黎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做肯定的答复。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实际上参谋总长工作则是由次长陈宧代行拆。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3年1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特抄录如下：
　　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是早某君约予等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阍处（即由大总统之司阍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积冰，已层叠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轿，最多可容六人，船夫着毛革之鞋行于冰上，从后推转，故极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闻黎公在鄂时，守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长为少将唐君在寅，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挹。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固不常出门，到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陈列，皆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设也。
　　殿外置有轿子一顶，盖即清制所谓二人肩舆者，凡副总统往谒大总统或大总统来访副总统，均坐此等制度之轿。实则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过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适值段芝贵自南返京，即日来谒总统及副总统，坐谈极久，候段氏出，则更会客二班，毕后已十二时，故副总统不于常座见余等，即命余等在庆云殿中之应接室接见。入殿后副总统即入，余等行严肃之一鞠躬礼后，依次入座，副总统略询数语，即命入对过之大餐间会食矣。副总统之丰采，读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见其写实，固不烦余之叙述。余一言足慰读者，则公之丰采健硕，绝无风尘之色，而一种严肃和蔼之气，自是令余等生畏悦之容者也。
　　餐座中并副总统共五人，二客系鄂人，中有一客乃从湖北新来者，余与某君则非鄂人。余首问副总统前此何时曾来京？公答尚系光绪三十四年。余问亦常住过北京否？公答首尾不到一个月。故公之语言，乃纯然湖北口音也。
　　座中所谈，以湖北事为多，公询自湖北新来之某君以都督府近状，以军队近情，而尤以个人消息为多。凡称其人，必称其号，不称其名，并荷关念其人有无饭吃。余以知公之深于情也。
　　公语及裁兵退伍事，云我们总要给人家一条路走，故我前此于所裁之人予以退伍金，自二千元不等，以其有此款，或耕田，或做小买卖，不致他变也。
　　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八角一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
　　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宧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
　　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


第59章 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黎元洪对黄远庸所提到的章炳麟（太炎）是个古怪人物，他的疯癫行动，和他国学一样著名。他是浙江余杭人。1866年出世，曾在台湾、日本和上海担任报纸主笔。民国前10年（1902年）他在上海和蔡元培（孑民）、吴敬恒（稚晖）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并创办《苏报》，鼓吹革命。第二年发生了《苏报》案，在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的额外公堂以“苏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的罪名被控，被判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他是为鼓吹革命入狱，因此大名不胫而走。出狱后又赴日本主持《民报》的笔政，成为初期革命最重要的一支笔。据说他一心想做刘伯温，可惜当世没有朱元璋，所以国师的美梦始终没能完成。他的脾气实在太坏，见人就骂，自称有精神病，三个月不洗澡。
　　章炳麟在政治上的成就是个悲剧，他的政治主张非常浅薄，且毕生作为他人的政治工具，和他的学术成就完全不能相比。
　　袁世凯初任总统时，要笼络革命党和社会知名之士，便东也送一个屯垦使，西也送一个经略使，都是些没有衙门的大官儿，按其内容，和顾问差不了多少。袁的用意不过是利用爵位以羁縻“天下英雄”。章也获得一个筹边使的头衔，打马进京，在挎篮上贴着“筹边使章”的封条，向袁要1万元的开办费，走马到吉林去上任。他真的兴高采烈，想一显身手，大展其筹边伟略。到达目的地，却没有人欢迎他，他只好下榻旅馆，以上司身份传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两个人都不理他，把他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乃暴跳如雷地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笔盘费，恭敬如仪地送他离开吉林，他这时才知道所谓的筹边使，不过是挂名差事。
　　后来章由北方到湖北来，湖北人予以空前盛大的欢迎，章觉得这种味道实在太好，湖北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极端可爱，于是他便在湖北提出征婚条件。他的条件是：（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文理清顺；（三）大家闺秀；（四）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五）有从夫之美德。据说他看上一位女子学校毕业的大家闺秀吴淑卿女士，他曾请黎元洪替他做媒。他向黎说：“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黎又表现了老油条的作风，心想这位三月不洗澡的大国师，替他做媒一定不好做，乃答说：“这件事兄弟办不了，因为完全不认识女方，恐怕要劳动时老先生。”黎所说的时老先生名樾阶，是湖北议员时功玖的老太爷。
　　中国人只有称赞苏州女子好，湖北虽人才济济，但女子并不特别有名，也许章的话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后来要娶的太太却是浙江人而不是湖北人。
　　章在湖北时，黎对章礼敬有加，使章大为感动，敲着黎肥硕而厚重的肩膀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这句话辗转传入王揖唐（当时名王赓）耳中，便和孙毓筠向袁献策说：“这个疯子的谈吐和一支笔都有号召力，不能不加以笼络。”袁知道章有好名的脾气，马上给他“勋二位”，礼聘他到北京。民国2年5月，当袁对南方要用兵时，章到北京，向王揖唐借了一套大礼服，跑到勤政殿“受勋”，对袁大骂国民党：“那些暴徒就像一群恶狗，投下骨头，即知摇尾，骨头尽了，就要咬人。”袁拊掌大笑。
　　章炳麟对于袁世凯颁给他勋二位并不满意，当他还未北上接受勋位时，曾写了一封信给王揖唐，这是民国元年冬天的事。章炳麟给王揖唐的信是一篇绝妙好文：
　　揖唐中将左右：行期已迫，不及待民国第二年也。元日恐有一番发表，稚晖辈决意辞勋，彼自无政府党，亦未尝艰难困苦；弟则不为此矫情干誉之事。盖赏功论罪，政理所先，图一己之名，使他人亦不得不相牵而去，此乃于德道强人，失政治之理，负志士之心，必不为也。但二等勋位弟必不受。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勋，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当庚辛扰攘以来，言革命者有二途：软弱者与君主立宪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谬谈。弟驳康有为书一出，始归纯粹，因是入狱。出后至东京，欢迎者六千人，后作民报，天下闻风，而良吏宿儒亦骎骎趋向矣。此岂少年浮躁者所能冀，亦岂依违法政者所敢为耶？又中山本无人提絜，介绍中山，令与学人相合者，实自弟始。去岁统一告成，南都之说，不可抵御，弟始大声疾呼，奠都燕蓟。纵不敢自比子房，而庶几等夷娄敬。当时若缄默不言，则今之外患，岂独库伦，虽东三省、内蒙古，亦已为他人所有。如上数端，自谓于民国无负，二等勋必不愿受，孙黄之间，犹自谓未满也。然同功者亦非一人，其间或有性情暴乱，举措不当者，要之，功烈必不可没，由我而推，有五人焉：弟则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如是五人，虽不敢上儗黎公，而必高于孙前总统也。其蔡孑民首倡光复会，宋钝初运动湖南北，功亦不细，其余乃可二等耳。与弟同事死者，有邹容、陶成章。与汪精卫、黄克强同事死者，有俞培伦。与段芝泉同功死者，有彭家珍。建祠旌表，亦当在诸烈之上。盖闻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者，祁奚所以为直；小曲辞让，非大人所为，故为君道其梗概如此。弟章炳麟白十二月廿三日
　　这封信出于有学问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之手，实在令人万分叹息，在这信上的丑表功，已至厚颜之极，他虽然对于勋位不满，可是却又汲汲入京，接受勋位，真想不出这位读书人为何如此热衷名利！
　　章于2年5月在北京勤政殿得了袁所特授的勋二位后，便兴冲冲地回到江浙。他本来在湖北时曾扬言非湖北女子不娶，可是这句话不知他是忘了还是有了修改，因为他突然于6月15日在上海爱俪园（即哈同公园）与吴兴汤国黎女士结婚。
　　章汤联姻，成为上海一段著名佳话。这时章45岁，汤年28岁。婚礼的介绍人是蔡元培。章戴了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婚礼完毕后，在一品香宴客时，这位国学大师的新郎即席赋绝句一首：“吾生虽绨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有谢媒一首：“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新娘也有七律一首：“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
　　这一天，观礼的宾客甚众，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著名的革命领袖及上海名流，颇极一时之盛。
　　章自北京来，曾在北京大骂国民党，为什么这些领袖们都不念旧恶和他往还呢？这是因为他在革命过程中仍为一个偶像，加上“苏报案”他坐过监，孙中山不愿他为袁所利用，想用至诚来感化他，使他重回革命阵营。他这时好像真有了转变，果然辞去了筹边使，在西湖度蜜月。蜜月期间外间盛传汤国黎要求离婚，据说因为章的内衣两月不洗，汗臭不可闻，而汤女士则有洁癖。
　　南北战争后，北京共和党人邀请章来北京。在此前后他批评袁很激烈，以为声名高、学问好，袁奈何他不得，所以泰然自若地来到北京。怎知袁这时已对南方用兵，一切都无所顾忌，对章炳麟也不需要敷衍，因此当章到北京后，即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监视。章被软禁后，当然有许多人出面为其转圜。2年10月，距他来京已经100天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才汇集他在南方的言论对他起诉。曾被传讯一次，章称病抗传不到，并以日本军医所出的诊断书为证，诊断书中注明章为神经衰弱症。
　　袁仍打算给章一个安插，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章开出条件要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所以要开办费20余万，于是又谈不成，因袁不愿给章这么多钱。共和党人劝章仿照过去东京留学生会馆时办法，开会讲学，章欣然接受，开了一个国学会，会址设在化石桥国民党本部。到会听讲人甚众，每会都满座，讲学而外，专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为事，如有月余，章又大不耐烦，汲汲求去。
　　2年11月，章给负责监视他的陆建章一封信：
　　朗斋足下：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陆建章置之不理，章无奈又给袁一信：
　　大总统执事：幽居京都，宪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青岛，以反初服，而养疴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以此喻意，七日以来终无报命，如何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不敢谋燕。
　　袁也同样予以不理。黎元洪入京后，他又给黎一信，表明要冒死而行，黎接信后，怕章闹得太厉害，袁下毒手，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袁、黎见面，谈到此事，黎意请袁仍予位置，使其安心在京，袁说：“考文苑现在不拟办，如果仅拿这个名义是没有问题的，每月可给月薪500元。”黎以此复章，章表示必须办考文苑，否则就要离京。
　　3年1月3日章决定起程赴津，先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送行，张、吴等不好劝阻，乃为章饯行，饭酒抡拳，故意挨磨时间，尽欢而散，再去车站，车已开行。其实如果车未开，章也上不了车，因宪兵已奉了袁的命令，阻章登车也。章赶不上车，大为生气，乃由车站径赴东单牌楼之华东饭店下榻，以示决心。四天后——1月7日上午11时，章突然雇了马车至总统府招待室，持名片找大总统。招待员一看来人，服装怪异，行动傲慢，再看名片，赫然为“章炳麟”，于是推说总统正在会客，都是事先排定，所以不能接见。章问：总统在会何人？答：正接见熊总理。章说：我等好了。等了一大半天，再问总统会何人？答：接见向瑞琨。章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向瑞琨是一个小孩子尚可以接见，何以不会我？于是指名说：我要见张一麐（袁的秘书）。因章前此在京一切多由张一麐接洽。接待员说：张秘书已赴政治会议。章说：那么随便找一位秘书来见我好了。接待员往告秘书们，一个也不愿出来见章，最后由值日官出见。这时，章已气呼呼的，大跳大闹，值日官一见章，劝他走他不走，请他坐他不坐，只好报告袁。袁乃命派卫兵备一马车，将章强拉上车，送至总统府附近的教练处“招待”。
　　据说章炳麟在教练处住了几天，就被送到龙泉寺“读书”。外间盛传章下落不明。
　　3年6月，章的夫人汤女士致电给袁，原电如下：
　　顷接外子电称：汇款适足偿债，我仍忍饥，六日二粥而已，君来好收吾骨。……病中译阅，恸绝。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这时，有一位黄节想看章，托李经羲疏通袁，要求准许其往访，李经羲和章无一面之缘，但为义所动，乃函恳袁请准黄赴龙泉寺收拾章的稿件。黄到了龙泉寺，见到章一切均好，和章大谈本国史，足足谈了三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袁也不知该如何处置章，最后想把章递解回籍，发交地方官看管，可是又怕他回家乡后乱跑乱骂。到了徐世昌做国务卿时，汤国黎又有陈情表给徐世昌：
　　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氏欲晋京侍疾，顾氏母年七十，夙婴瘫痪之疾，动止需人，若弃母北上，何以为子？不行则外子屡病濒殆，殊难为怀，弃母则不孝，远夫则不义，氏之进退，实为狼狈。用敢迫切陈词，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则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袁仍置之不理。章在龙泉寺，认为自己无生还故乡之望，3年年底，他给夫人汤女士一电：
　　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为告蛰仙，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
　　这位“民国祢衡”，因为袁不是刘表而是曹操，所以没有杀他。
　　章的遭遇实在难说是福是祸，他一生颠颠倒倒，可是一次坐监（苏报案被囚在上海），一次受厄（在北京龙泉寺），使他却更享大名，使他不仅在革命事业上有贡献，在反袁运动中也有了地位。


第60章 袁家的新约法
　　对袁世凯来说，他的失败命运是从他和国民党正式决裂时开始的，因为自此而后，他便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歧路，脱离了时代和人民，在历史的车轮下，他不向前而向后倒退，最后终于失败而死亡。
　　他在二次革命用兵时，得心应手，自以为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迨军事告一段落，便在政治上使用压力，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最后解散国民党，取缔了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这一切在当时看来，是既毒辣又凶狠的手段，北洋方面的人大家互相赞颂袁不愧是个角色，手狠心辣。其实这正是袁自掘坟墓的开始，因为在当时的政治主流，毫无问题把握在领导革命推翻清朝的国民党手中，袁如此对待国民党，完全是逆天行事，是政治的逆流。逆流虽能汹涌，却经不起考验，因为如果袁一直和国民党互相提携，互相激励，以国民党的主义为政治主流，袁的北洋实力为安定力量，则民国初年便不会那么扰攘不安。有国民党在，袁便不敢太为所欲为，总有点投鼠忌器，后来的筹安会和洪宪帝制便不会上演，袁也不会悲惨地死去，所以后来的一切，都是因为袁走错这一步而开始的。
　　袁的解散国民党，在当时来说也极失民心，当时北京有一家报纸批评得最为恰当，它说：
　　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是以攻克湖口炮台时所得的证据为其根据；事情经过数月，政府为何置而不问，迟至今日始行宣布？现任总统是由这些谋叛议员选举而产生的，议员资格既被停止，总统资格是否仍应存在？
　　一个人最怕一步走错，譬如着棋，一步之差，全局皆输。袁世凯这时的作为完全相同，当他解散国民党以后，国民党籍的议员也被取缔，根据他的命令，议员缺额应由各省候选人递补，但是袁这时已感到国会是个碍手碍脚的东西，留下仍是一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让国会在人数不足情形下解体。所以他虽然明令各省递补，同时却暗中指示各省当局毋庸完成递补手续。在这点上还有一点内幕，当第一届国会议员进行选举时，国民党在全国各省占了极大优势，国民党党员不仅在当选人中占了多数，就是在候选人中也占多数，现在如果要以候选人递补，国会中仍是国民党人占多数，如果取消国民党候选人的递补资格，则将造成无人递补的现象，还不如各省根本不办理为佳。于是国会就在法定人数不足的情形下无法开会，袁世凯在解散国民党后，使国会自然解体而企图以政治会议来代替。
　　政治会议原是袁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性质有点非驴非马，可是在袁决心扼杀了国会后，政治会议就派了用场。
　　政治会议的组成，是由总统派十人，国务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袁所派的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杨度、赵惟熙、饶汉祥、杨士琦、马良。最初，袁拟指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顾鳌为秘书长，不料正要发表时，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袁自己出身督抚，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的命令收回，改派李为议长。
　　民国2年12月15日，政治会议议员69人，在新华门集合，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居仁堂，恭谒袁大总统。当天下午，政治会议就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把政治会议的性质加以描述，他说：“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时期……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有同意之权，而实行之权则在政府。……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不存丝毫政见，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
　　这时，国会已无开会可能，于是，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要求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接着，由黎元洪领衔的19省军民长官也联名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在这通电内，黎等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国会开会七阅月，毫无成绩，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
　　袁根据上面两电，咨询政治会议取决可否，以便实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一搁再置，所以现在提交政治会议来讨论。
　　12月29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然以立法机关自居，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最后决定成立15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交由审查会去讨论。
　　民国3年1月2日，15人审查会开会，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不容易做出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问题，另设“制法机关”进行讨论；至于解散国会问题，决议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1月10日，政治会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同日，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法案，下令解散国会。
　　袁既有了御用的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同时根据政治会议的建议，于民国3年1月10日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这样一来，国会遂完全解散。这个解散国会的命令如下：
　　……本月十日，据政治会议呈称，本案前奉大总统咨询命令，系据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铣电之所请求……综其纲要，约有两端：第一则请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第二则请资遣议员，而以扶持国本为宗。凡此所陈，具征远识。惟原电修正宪法一节，经本会议详细讨论，佥以民国宪法，尚未制定公布，自无修正之可言，若谓宪法未施行以前《临时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该原电所称应行修正，即指约法而言，则应于大总统咨询修改约法程序案内，另行议复，其对于国会现有议员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一节，本会议意见，以为原电所陈，不无可采……方今国势岌岌，改良国会组织，几于异口同声，兼之本届国会分子，既以乱党嫌疑，多数议员资格一律取消，人无半数，递补需时，虽前奉大总统命令，曾饬内务总长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以重国会等因；内务总长亦经饬由筹备国会事务局遵办。现据河南等省选举监督电陈递补补选各项碍难情形，奉交本会议并案讨论，本会议细核原电，自系实情。夫以现有议员，既不足法定人数，而候补议员，又难于克期递补，是我国民所恃以为运用共和政治之国会，目前决不能行使职权，少数议员，即无到院之必要。……至大总统取消乱党议员，前次命令，业已声明，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事非得已，诚具苦心。而各都督、民政长关心救国大计，尤注重于修正宪法，亦无对人关系之可言。现在国会组织不良，万不获已自求改善，此心既可共信，此希望必期速达，对此组织不良之国会，又事实上职权业已停止，何必于现有议员，虚示维系，以重违我国民渴望改良国会之公心？要之，我民国决不能无国会，国会组织，旦暮改定，大总统决不能不仍行召集，约法具在，无可怀疑；则今日即徇各省地方长官之请，明白宣布，使济济贤能议员，暂结残局，而养朝气，以待将来之结合，实亦无戾于救国精神，且可以促国会之再造，此原电之可采者一也。至就议员个人而论，自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后，其余稳健明达之士，留则无职可尽，去则弃职为嫌，进退两难，身心俱苦，为国家爱重人才，岂宜如此！此原电之可采者二也。本会议全体决议，认原电所请另候召集一节，系属度势审时正当办法，应请大总统俯纳各都督民政长之议，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并声明两院现有议员，既与现行《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载总议员过半数之规定不符，应毋庸再为现行《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暨第三条之组织。其现有议员既经停止职务，如何给资之外，或依据院法所定，或斟酌财政情形，应由政府迅速筹划施行。至现有议员停止职务后，是否回籍，可听其便，政府毋庸问及。本会议讨论至再，全体议决等情呈复前来。除令行外，为此布告我国民：须知改良国会，关系共和政治之前途，非常重大，该会议原呈各节，既于尊重国会之本旨，再四声明，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进行，依法召集，以慰我国民喁喁望治之心。我国民休戚与共，素有同情，切勿轻信浮言，贻误大局，本大总统誓当力谋政治刷新，克期以待最良国会之出现，我国民其敬听焉！特此布告。
　　袁既然解散了国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民国3年2月3日停办各地方自治会，其理由是：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务，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拷讯；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各级自治机构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电称栖霞县乡民因自治会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着各省民政长通令所属，将各省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2月28日更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这时的袁世凯，简直是为所欲为，得心应手，于是着手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延长总统任期，并制订《治安警察法》，以钳制人民言论之自由。袁所冀望的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在这时可说是完全告成了。
　　这一时期，袁特别强调总统制的有利于国家；逢人便诉苦，苦于总理制和议会权力太大。袁口头上常这么说：“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实在太滞隔了。”中华民国驻比公使汪荣宝向袁辞行时，曾沉重地向袁进言，要求袁勿行总统制，而行内阁制，他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总统制最大的缺点是事事要总统首当其冲，今日办事十九难如人意，倘总统当国，则一切怨尤都集于总统一身，九十九样事办好了，有一样不好，亦会被人咒骂，不如仍行总理制有个回旋余地。”袁微笑着说：“不然，过去一年的情形恰恰和你说的相反，我们不是一直行的内阁制吗？可是只听到讨袁之声，并听不到讨唐（绍仪）讨陆（徵祥）讨段（祺瑞）讨熊（希龄）。”袁的这番话可说是强词夺理，讨袁不是因为总统制或内阁制问题，是因为他主使暗杀宋教仁。以此作为借口，实在是非常不通的。
　　走上独裁之路也要做点手脚，因此在3年1月26日颁布了约法会议的组织条例，3月18日组成约法会议，以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袁亲临主持开幕，并致颂词。约法会议是政治会议的化身，其性质仍是咨询机关，总统得派员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约法会议的决议，经总统同意，得公布成为正式法律。
　　民国3年3月20日，袁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他在这个提案中，把“建设民国”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期为增修约法时期，后一期为制定宪法时期。袁的私心是既要撕毁《临时约法》，又不愿产生一部宪法，而想由自己创造的新约法作为代替。袁所提出的七个增修大纲，有：（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毋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毋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实行总统制；（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五）关于公民权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六）总统有紧急命令之权；（七）总统有紧急处分财产之权。
　　约法会议将此案列入议事日程，先付审查，由议长指任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邵廉、邓镕、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洲、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15位议员为审查员，审查通过。接着，袁又咨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增入约法。议长复指定：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澂、王祖同、王树棚、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15位议员为审查员。决议将前两案并案起草。
　　新约法于民国3年4月29日开三读会，当然通过，咨复袁总统公布。这个新约法内容共有10章28条，把《临时约法》中总统权力扩大，如：“大总统为民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同时把代替内阁的国务卿成为附属品。
　　新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10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