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的保安从值班室里探出头，又缩了回去，片刻后，一阵匆匆的脚步声向我靠近：“简律师，你没事吧？”
　　我摆手，回应着保安的关心，却还是靠着他的搀扶才站起了身。
　　“谢谢！”我掐了烟，摇晃着走进了电梯，按下了办公室所在的19楼。
　　电梯门合拢的刹那，我背靠在电梯轿厢上，汗水浸透了衣服，冰凉透体而入。每一次呼吸都给肺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疼痛让我浑身无力，顺着厢壁靠坐在了地板上。
　　那个和尚说得没错，对于我来说，什么样的护身符都已经晚了。但是自己知道是一回事，被别人宣告最后期限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让我的心情非常不阳光。
　　要是老罗，估计这会儿肯定会冲上去，就算用抢的也会抢下行脚僧手里的那个护身符吧。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迷恋上了搜集这种小物件。接连被律协和司法局训诫，让我们都感叹时运不济，他就开始想方设法琢磨一些能转运的东西，连求子求姻缘的都不放过。一时间，他的办公室成了各个教派漫天神佛的会议室。张静还给他淘来一本古色古香的破旧经书，对他说这是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开过光的。那么一本破书被他珍重地带在了身边，然而到最后还是没能保护得了他的周全。
　　能保护得了他才怪了，这个不学无术的玩意儿。
　　“简大哥，你没事吧？”林菲伸出手在我眼前晃了晃，拉回了我的注意力，“你笑得就跟中邪了似的，吓死人了。”她轻抚着前胸，说道。
　　“没事，没事。”我连忙说道，幸好我没有头发，要不然汗水肯定让它们打缕了，林菲不会放过我的。
　　“今天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吗？没事的话，我去趟医院。”肺叶的疼说什么也不肯放过我。
　　“有个案子，不知道该不该接。王律师说等你来了，定夺一下。”林菲说，手却拿起了电话，“不过，我觉得还是先送你去医院吧。”
　　“不急。”我摸出两片药，塞进嘴里，边嚼边随口问道，“什么案子？连王律师都不敢做主？”
　　在我逐渐不再接触案件后，林菲口中这个从律所建立起就一直跟在我们身边的王律师就渐渐成了所里的骨干。这小子也是大器晚成，刚进律所的时候，他还只是个行政助理，直到2010年才成功通过了司法考试。
　　“是一个孩子误食了农药，送到医院之后医院不收治，家长想要告医院不作为，索赔五十万。”林菲递给我一瓶水，尽可能简洁地向我描述了一下案情。
　　“医院不收？”我喝了一口水，冲淡嘴里的苦涩，皱了皱眉，“那孩子服的是什么农药？”
　　“百草枯！”
　　听到这个名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也难怪医院会拒绝收治了。
　　百草枯几乎是一种无药可解的毒药，口服死亡率在90%以上。我国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面禁止水剂在国内的生产和使用，只保留母药生产企业的水剂出口境外使用登记，允许专供出口生产了。
　　但是很显然，有些小作坊还是在私下里自行生产销售。
　　不过，这个案子说起来难度并不大。无论什么原因，医院拒绝收治病人都是违犯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
　　王律师作为骨干律师，这些法律条文不可能不熟悉，这里面恐怕还有别的隐情。
　　“王律师说，之前已经有好几家律所拒接了这个案子，接的话可能有风险。不过利润也很可观，当事人愿意按比例付费，让你决定一下。”面对我的质疑，林菲说。
　　这个案子的利润就连我也有些心动，几万块钱对于现在的我们可不是小数，足以支撑我们律所几个月的开支了。但隐隐地，总有一种不安围绕着我，想了一下，我才说道：“告诉王律师别着急，去查一下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做决定。”
　　“我去吧。”林菲说，“服农药那孩子跟我是校友！顺便，我把药给你拿回来。”
　　“行！”我点了点头，看着林菲穿上外套，离开了办公室，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多年前的一个案子。2006年5月，我们代理的一个和百草枯有关的案子。
　　那个案子的背景有些特殊，当事人一方是一个村子的村委会，而另一方则是一家和村子相隔不远的农药生产厂商。
　　大概在案发前三年，厂子和村委会签署了土地开发协议，在离村子不太远的地方建立了农药生产车间。厂子主要生产农药百草枯，并雇用了一批村民做工人，解决了村子里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但是没过两年，双方的蜜月期就宣告结束，迅速进入了冷战期。起因则是在农药厂建立不久，村子里就陆陆续续开始有人离世。一年内的死亡总数比农药厂建立以前几年的死亡数量总和还要多，且大多都是突发疾病，在极度痛苦中不治而亡。
　　有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就说，这事恐怕和农药厂的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这个叫王那厮的大学生的说法，生老病死虽然是自然规律，但在农药厂建立之前，村里去世的人都是自然死亡，因为疾病去世的是凤毛麟角，而且也从来没在短时间内死过这么多人。
　　百草枯是剧毒农药，这谁都知道。一旦保护措施不力哪怕只是废弃物的不当排放，都可能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灭顶之灾，对人健康的损害就更是无法估量了。
　　当地村民于是认定农药厂为了控制成本没有对生产线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致使有毒物质渗入了地下，污染了水源，才导致了村民的死亡，要求农药厂支付巨额赔偿。
　　面对村民的指控，农药厂重金聘请了专业机构对生产线进行了评估。证实厂商的保护措施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排放的废水以及固体垃圾均达到了排放标准，村民的死亡与农药厂的垃圾排放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档案来看，农药厂建成后该村死亡村民的平均年龄是八十岁，远超我国的人均寿命，应该是自然寿命走到了尽头。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厂商还是愿意给家中有人去世的村民每户发放一万元的慰问金，而且这项政策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这恰恰成了村民索取高额赔偿的理由：没有错凭什么那么好心给我们钱？
　　那份评估报告也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可，因为那是厂商找来的评估机构，是“收了钱的”，结果肯定向着企业。
　　在村民的要求下，村委会组织人马每天堵在农药厂门口静坐抗议，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不让人家生产。
　　来来回回几个回合后，厂商将慰问金提高到了每户五万，可村民尝到了甜头，竟然将原先议定的每户三十万赔偿金提高到了五十万。
　　这么一来，厂商就彻底不干了，认为村民是寻衅滋事，扰乱正常生产秩序，直接报警将带头的几个人抓捕。而警方也在侦查后认为村委会有敲诈勒索嫌疑，经检察院批准，完成前期侦查后，将此案移交了检察院。
　　2006年5月，检察院对此案提起了公诉，法院则在此案指派我们作为被告一方的辩护人。
　　2
　　这个案子的事实非常清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村委会的做法都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厂家的正常生产。至于是否是敲诈勒索，就需要我们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了。
　　我是不太愿意接这个案子的，一来我们刚刚打赢的几个官司给律所带来了几笔不菲的收入，虽然其中也有些损失，但我一向没什么上进心，老罗家里要求又不高，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给这个大投资方交代了；二来，对于一个事实特别清楚的案子，想要打赢，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老罗并不这样认为，他一向信奉看到的就是他的，没有赚到手就是损失。至于输赢，赢了当然最好，但是只要给够钱，其实输了也无所谓。因此极力鼓动我接下这个案子，大概是上一次帮助沐紫反诉的案子给他的教训还不够，他竟然撺掇我去代理村委会找厂商索取赔偿。
　　给他撑腰的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事不大的静。
　　“这事你想都不用想，作为农药生产企业，造成污染是必然的，只要能够证实他们确实造成了环境污染，那村民就不算敲诈勒索！”张静把老罗汉堡里的肉挑出来，放到自己的汉堡里，义正词严地说道，“小明哥，打击环境污染源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尽到的义务，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为了子孙后代，为了能吃到健康的绿色食物，这案子，我帮定你们了！”
　　“怎么帮？”我看着老罗抢走了我的汉堡，把他自己那个没有肉的塞到了我的面前，叹了口气，“就算证实了企业确实造成了污染，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村民的死和环境污染有关，也没法儿证明村民没有诬告敲诈的行为啊。”
　　“第一，尸检，证明这些人死于中毒；第二，搜集农药厂的废弃排放物，证实死者的中毒原因与农药厂的垃圾排放有直接关系。”趁着张静还没来抢他带肉的汉堡，老罗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着食物，含混不清地说道。
　　“尸检，哪有尸体啊，现在都火葬了。”我摇了摇头，“再说，就连专家都检测过，说排放达标了。这案子，尽人事，听天命吧。”
　　“别放弃啊，小明哥，这可不像你！”张静伸手把老罗吃了一半的汉堡抢下来塞给我，“小骡子，小明哥意志颓丧，不是失恋了吧？”
　　“你看他跟谁恋过吗？”老罗奋力把最后一口肉塞进嘴里，“老简这小子，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意志消沉的时候。”
　　“哦！”张静恍然大悟般点了点头，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放心，小明哥，一切有我，我什么时候给你掉过链子啊。不对啊，”她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老罗，猛地站起了身，“小明哥你不是女扮男装的吧？小骡子你一直不答应跟我结婚，不会是因为这个吧？”
　　听到这句话，老罗剧烈地咳嗽了起来，我也差点儿一口水呛过去。
　　“矜持，矜持！”看着满餐厅的目光都投向了我们，我拉着张静让她坐下来。
　　第二天一早，在张静的“邀请”下，我和老罗“自愿”开着车，载着张静和一个硕大的勘察箱抵达了这家农药厂。
　　对我们的到来，这家企业负责接待的人并不欢迎。那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帮坏人打官司，你们也是坏人，不丢脸吗？”
　　我和老罗尴尬不已，这都是什么逻辑啊。
　　“你才是坏人呢，你人身攻击！”老罗忍不住嘟囔道。
　　张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才让他闭上了嘴。
　　“对，他们都是坏人，我们不搭理他们。”她换上了一副笑脸，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小妹妹，我是警察，我也不是来帮他们的。你能不能带我去你们这里的垃圾排放口啊，我去拿点样本，回去做个鉴定。只要鉴定结果证明你们没有问题，那这两个坏人就没法儿对付我们了。”
　　这些话听得我和老罗不停地翻白眼。小姑娘倒是歪着头想了想，点了点头：“不过，你们不许去！敢进厂子一步，我就放狗咬你们。”她指了指我和老罗，带着张静走向了厂子的另一边。
　　“怎么到哪儿都拿我说事？”看着张静和那个单纯得有点过分的小姑娘的背影，老罗不情不愿地嘟囔道，抽出了一支烟，有仇一样狠狠地吸了一口。
　　“我才是躺枪好吧？”我白了一眼老罗，愤愤不平地说道，“还有，别在这地方抽烟，你再把人厂子给点了。”
　　“我是那么没轻没重的人？”老罗“切”了一声，“看清楚，哥今天抽的是电子烟，好几百块钱一根呢。这就叫品位！”
　　我没空去理解老罗那与众不同的品位，因为就在这时，远处走来的一行人已经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是一个二十多人的队伍，统一穿着白色的孝服，几个人合力抬着一口水晶棺。看他们行走的方向，正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农药厂。
　　“我去，不用闹这么大吧。”老罗习惯性地把烟扔到地上，用力踩了一脚，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群人。
　　“还有完没完了？天天来天天来，也不怕臭了！”
　　我们回头，就看到接待我们的小姑娘双眼冒火，正快步向我们走过来。
　　“咋回事？”老罗问。
　　小姑娘看了一眼老罗，一脸的厌恶：“村里一个老太太，前几天死了，非说是我们厂子的缘故，不给钱就不下葬，天天抬我们这儿来恶心我们。”
　　“正瞌睡呢就有人送枕头，这就是天意啊！”拎着勘察箱恰好赶回来的张静闻言双眼冒光，把勘察箱往车里一放，迎着那些人快步走了上去。我不敢怠慢，赶忙跟了上去，老罗心疼地捡起已经断成了两截的电子烟，也跟了过来。“我是警察！”张静向这些人出示了警官证。可让我们意外的是，这些人相互看了看，并没有任何上来交涉的打算，相反，人群散发着一股异样的沉闷。
　　“警察了不起啊！”终于，队伍中有人喊道，“你们警察都是坏人，抓了我们村主任，现在连我们也要抓啊！”
　　“我的那个妈呀，你死得真冤啊，当官的都不给你做主啊！”一个抱着遗照的女人突然坐倒在地。她看起来也就三十来岁，娇弱无比，脸上化了淡妆，裸露在外的皮肤无比的白皙，和这些村民站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
　　她的哭声也是无比的娇弱，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我见犹怜的感觉。
　　这一幕让我们面面相觑。
　　“误会，误会！”老罗赶紧上前，把我和张静护在了身后，“我们是你们村被抓那几个人的辩护律师，是来帮你们打官司的。”
　　这句话一出口，队伍瞬间安静了下来。那个女人大张着嘴巴，看了看周围，有些尴尬地站起了身。
　　“能打赢吗？”“能赔多少钱？”“少于五十万我们可不干啊！”
　　下一刻，人群里突然爆发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吵得我们几个人头痛不已。我和张静对视了一眼，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都给我闭嘴，你们还想不想赢了？”本就心情不好的老罗吼道，一指那个抱着遗照的女人，“你，你来说，棺材里的是你什么人？”
　　“我婆婆！”老罗的凶神恶煞彻底震慑住了女人，她缩着脖子，怯弱地说道。
　　“你老公呢？”老罗又问。
　　“我是！”一个戴着眼镜、一头短发打理得整整齐齐，看上去斯斯文文却腆着个肚腩的男人走了出来。
　　“你想打赢这个官司吧？”
　　“想啊！”听到老罗这么问，男人愣了一下，“我妈就因为这个死的，我怎么不想赢？”他擦了擦眼角，“不赢我怎么对得起我妈啊。”
　　“那好。”老罗点了点头，“但是我们现在缺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没法儿证明村里人的死和厂子的生产有关，我们得用一下你老娘的尸体。”
　　“这……”男人的脸上露出了纠结的神情。
　　“小四，你妈死都死了，就当给村里人做好事了，同意了吧。”人群里有人喊道。
　　“敢情不是你妈！”男人回头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嘿，我妈死得早，要不然我肯定贡献了。”那个声音讪笑道。
　　男人回过头，看着一脸殷切的张静和老罗，犹豫不决。
　　“她都跟咱们在这儿待了好几天了，也不差这一件事了吧？”人群里有人劝道。
　　“就是，你妈活着的时候就是个好人，没少给咱们帮忙，这回这事，她肯定也愿意。”
　　“赔了钱不也有你一份吗？万一就差这点事，咱要是拿不到钱呢？”
　　听着村民七嘴八舌的劝说，男人有些焦躁，忍不住低吼了一声：“行了，按你们说的办还不行吗？”
　　“那就行了。”老罗大手一挥，“你去跟张警官办手续。还有，你们这儿现在谁主事？我来你们这儿一趟，事没办成呢，先损失了，这钱谁给补上？”他摊开手，向这些村民展示着手里坏掉的电子烟。
　　只是那些村民此时已经一哄而散，只留下死者的儿子和儿媳妇孤零零地站在他的面前。看着眼圈泛红的女人，老罗说什么也狠不下心说出要人赔钱的话了。
　　当天下午，张静就办好了手续，把老太太的尸体运回了司法解剖室。
　　老太太并不是因为案件死亡，原则上来说，属于应家属要求而进行的司法鉴定。陪同尸检这种事就落在了我和老罗这两个委托代理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