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岑云阶（春煊）先生，伍秩庸（廷芳）先生，林悦卿（葆怿）先生，武鸣陆干卿（荣廷）先生，毕节唐蓂赓（继尧）先生，上海唐少川（绍仪）先生，孙中山先生鉴：来电敬悉。生民不幸，遭此扰攘，兵革所经之地，膏血盈野，井里为墟，溯其由来，可深悯恻。欧战告终，此国彼国，均将偃戈以造和平，我以一国之人，犹复纷争不已，势必不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等之地位。沦堕之苦，万劫不复。世昌同是国民，颠覆是惧，况南北一家人也，本无畛域可分，故迭次宣言，期以苦心谋和平，以毅力致统一。今读美总统威尔逊今年九月间之演说，所主张国际同盟，用知世界欲跻和平，必先自求国内息争，然后国际和平，乃有坚确之保证。爰即明令停战退兵，表其至诚，冀垂公听。固知诸君亦是国民之一分子，困心横虑，冒百艰以求一当，决无不可解决之端。今果同声相应，是我全国垂尽生机，得有挽救之一日也。世昌忧患余生，专以救世而出，但求我国依然比数于人，芸芸众生，得以安其食息，营其生业，此外一无成见。所有派员会议诸办法，已由国务院另电奉答，敢竭此衷，唯希明察！
　　北京国务院亦电南方军政府云：
　　读诸公致元首电，敬谂开诚表示，共导和平，至深佩慰。欧战告终，潮流方迫，元首鉴于世界大势，早经屡颁明令，申正义而弭兵争，当为国人所共见。近于通令停战之后，继以筹议撤防，积极进行，实出渴望和平之旨。会议办法，前已详细荩画，李督秀山转商，兹承示双方各派代表，克日开议。筹谋所及，实获我心。所云代表人数，论省区版籍，不能无多寡之殊，惟为迅释纠纷，固可不拘成见，似可由双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临时推定首席，公同协议。至会议地点，原定南京，本属适中之地，宁沪同属国土，焉有中立可言？且会议商决内政，不宜在行政区域之外，鄙意仍在南京，最为适宜。至来电所举辛亥前例，辛亥系因国事问题，不幸同时而有两国体，今则双方一体，论对内则同系国人，协商国政，固无畛域之分。论对外国交，只能有唯一政府，尤非辛亥之比。值此时局急迫，促进和平之意，彼此所同。亟当于会议办法，切实商决进行，其他枝节之论，宜从蠲弃，以免旷废时日。此间现正酌选代表为事先之筹备。尊处遴派有人，即希电示，以便双方派定，克期组织，俾法律政治各问题，日趋接近，速图解决，民国幸甚。


第145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民国7年11月11日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了休战条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历时四年半，开始于民国3年6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宣战，帝俄出兵助塞，德国出兵助奥，先攻与帝俄同盟的法国。英国因为德国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遂助法抗德。英法俄等称为协约国，德奥土耳其及保加利亚等称为同盟国。协约国方面参战的国家和日期如下：
　　俄罗斯 1914年8月1日宣战。（即中华民国3年）
　　法兰西 1914年8月3日宣战。（同上）
　　比利时 1914年8月3日宣战。（同上）
　　英吉利 1914年8月4日宣战。（同上）
　　塞尔维亚 1914年8月6日宣战。（同上）
　　门的内哥罗 1914年8月9日宣战。（同上）
　　日本 1914年8月23日宣战。（同上）
　　葡萄牙 1916年3月9日宣战。（即中华民国5年）
　　意大利 1916年8月28日宣战。（同上）
　　罗马尼亚 1916年8月28日宣战。（同上）
　　美利坚 1917年4月6日宣战。（即中华民国6年）
　　古巴 1917年4月7日宣战。（同上）
　　巴拿马 1917年4月10日宣战。（同上）
　　希腊 1917年6月29日宣战。（同上）
　　暹罗 1917年7月22日宣战。（同上）
　　利比里亚 1917年8月4日宣战。（同上）
　　中华民国 1917年8月14日宣战。（同上）
　　巴西 1917年12月16日宣战。（同上）
　　海地 1918年4月22日宣战。（即中华民国7年）
　　危地马拉 1918年4月23日宣战。（同上）
　　此外尚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诸国，亦与德奥宣告断绝邦交。
　　欧战开始时，因德国陆军极强，一举占领了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法国北部。英法竭力抵御，且封锁其海港，德国乃出动飞机袭击英法首都，且以潜艇击沉各国商船，虽中立国亦不免，不过德国在非洲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均为英、法、葡所攻取，日本亦乘机侵占青岛及太平洋赤道以北诸岛。1917年美国商船因屡为德国潜艇所击沉，抗议无效，乃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是年，俄国推倒沙皇，退出战争，与德议和，德国遂移师西线，全力进攻英法，英法因有美国为后盾，奋力抗拒。1918年秋土耳其、保加利亚及奥地利均无力继续作战，先与协约国议和。不久奥国发生革命，国内瓦解，德国亦宣布共和，和平遂告实现。这次战争历时1566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是990万，伤者约2000万，战费4000亿美金。
　　欧战结束后南北和谈也逐渐成为事实，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幕后斗争，似乎徐占了上风，可是段也非弱者，他已斗倒了两位总统，老徐是他捧出来的，他总不能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曹锟一肚子委屈来到北京，段和安福系竭力拉拢他，一方面表示仍拥护他当副总统，一方面劝张作霖也支持曹，张作霖慨然应允，并且还反转过来疏通东三省议员一致投曹的票。曹知道以前几次副总统选举的流会，都是旧交通系捣鬼，而旧交通系又和老徐勾结，因此恨徐入骨，也恨梁士诒入骨。张作霖拍了胸膛对曹表示要对付梁，害得梁不敢回北京，而安福系也集中火力攻击梁。徐世昌在督军会议召开前本打算要梁士诒组织内阁，以皖系的稳健派靳云鹏为陆军总长，由于皖系和安福系的激烈反对，才未成事实。于是徐乃拟派钱能训真除国务总理，安福系则提条件，欲以钱内阁交换副总统。徐世昌为此颇感苦恼，但他表面上一点也不在乎，他说：“不通过钱内阁难不倒我，我的老朋友可以当总理的多得很，不像华甫（指冯）找不到一个内阁总理，我可以提出十个总理人选，难道他们能否决十次吗？”
　　7年11月24日，段授意督军团组织“戊午同袍社”，以团结北洋派为目的，推举曹锟为社长。曹锟做了社长，就俨然执北洋派的牛耳了。成立之日，曹假安福俱乐部举行“庆祝国际荣誉合肥首勋大会”，段着上将礼服参加。且拟请政府颁授只有大总统才有的殊荣“大勋位”给段，因陆徵祥讲了一句：“中国未出兵而颁殊勋荣典，恐贻笑外人。”这才打消此意。戊午同袍社表面上是团结北洋，实际上是拥护段复组内阁。
　　由于和平声势太大，主战派不敢直接反对和平，只是重复段的原则：反对对等和平，反对取消安福国会。倪嗣冲说：“取消国会么？咱们的大总统就是由新国会选出来的，取消国会岂不就是取消大总统吗！”
　　南方滇桂两系和国民党一部分人士都迫切希望和平，可是他们希望的当然是对等议和，这是南北和谈的先决条件。南方议和总代表原定岑春煊，后来因岑当选了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所以议和代表改推甫由日本回国的唐绍仪担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辛亥革命后，唐就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可是那时他却是北方的总代表，他和徐世昌、梁士诒都是老朋友。尤其是梁士诒，他是最早提拔和赏识梁的人，由他代表南方，比较容易和北方谈。
　　11月20日，徐世昌致唐绍仪一电，把不久前冯段相争，最后相约下野，请他出来收拾时局的经过和盘托出，希望唐竭力促进南北和平。唐回电强调南北必须对等议和，代表人数必须相等，谈判必须公开。唐的回电中，称徐为“菊人兄”，徐接唐电，赌气不理他，乃要钱能训代为回电，唐接钱电大为不满，认为徐在摆伪总统的臭架子，不念老朋友交情。
　　和谈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参加人数和地点。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所以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地点也由北方决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
　　徐世昌和钱能训在段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力图避去对等讲和的形式，苏督李纯主张和谈地点在南京，徐钱即以此向南方提出，同时主张会议的名称不叫南北和会而叫善后会议。李纯则建议称为南京和平善后会议。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经常与南方岑春煊、陆荣廷两人互通电报，彼此互称先生。南方军政府也承认钱内阁是北方的事实内阁。不过西南也有反对和平妥协的一派，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就在漳州发出一个激烈反对的电报，同时有人在广州组织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议。
　　11月23日岑春煊致电熊希龄，反对避去对等议和的形式。30日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副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钱又代表徐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不过和议代表双方可各占十人。至于对等议和的形式也难接受，辛亥年南北有两个不同的国体，现在则不然，所以不能相提并论。12月5日徐回答七总裁说，他对于会议的有关问题全没有成见，已交由国务院研究答复。
　　12月24日，唐继尧建议仿照辛亥年成例，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双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数，南方代表人选由军政府主持选派，北方代表人选由徐菊老主持选派。
　　北方对和谈问题步调和态度都是不一致的，徐世昌和钱能训之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以及不用南北会议的名称，是力求避免主战派有所借口，而不利于和议的进行。
　　至于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本属意于梁士诒，曹锟一系的人坚决反对，后来又属意于李纯，皖系也坚决反对。皖系希望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以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这当然离题太远了，王揖唐是安福国会的议长，以他为议和总代表，就是表示北方拒绝讨论国会问题的一种姿态。
　　这时还有一种折中的意见，是建议以汉口为议和地点。
　　奔走和谈的人愈来愈多，连复辟的祸首康有为也发出文电，呼：“菊人总统兄”，“干臣（钱的字）同年兄”。
　　梁士诒在香港未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晤谈，当时也曾谈到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唐表示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因此北方最后决定以朱启钤为议和总代表。
　　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一同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投送。
　　五国劝告给徐世昌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北方可以吓阻主战派的反对，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12月3日，就是五国劝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开特别会议。徐把五国劝告的咨文给大家看，问大家意见，将军们这一天倒表现得十分合作，一致表示愿服从总统命令。于是徐世昌宣布，关于议和地点拟同意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开会。竟也得到与会人士的赞同。最后，徐世昌请与会人士疏通安福国会通过钱内阁，大家也唯唯诺诺。
　　12月6日，五国银行团以盐税余款450万元交给北京政府以维持军政开支，这当然是给徐世昌以支持，同时五国公使郑重表示，更大数目的善后借款，需要在中国南北统一以后才能实现。
　　12月14日众议院投票同意钱内阁，18日参议院也同意钱内阁，这是北洋老政客徐世昌对北洋军阀斗争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胜利是黎元洪和冯国璋所未曾享受过的。12月20日徐以大总统明令发表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民国8年1月11日发表阁员名单：
　　内务总长钱能训兼
　　外交总长陆徵祥蝉联
　　海军总长刘冠雄蝉联
　　交通总长曹汝霖蝉联
　　司法总长朱深蝉联
　　教育总长傅增湘蝉联
　　陆军总长靳云鹏新任
　　财政总长龚心湛新任
　　参谋总长张怀芝新任
　　徐树铮赴日本观操，已于12月16日返国，他本反对议和，反对靳云鹏为陆军总长，可是时移势易，现在也不敢反对了。
　　新阁员就任后，发生一件极不愉快的事，1月31日为旧历除夕，新任陆军总长靳云鹏向新任财政总长龚心湛索300万经费，龚答无此款，靳就拍桌叫了起来：“没有钱你干个屁？”龚当然受不了，当天即递辞呈赴天津，钱能训派人请他回来，他提出两个复职条件：（一）收多少付多少。（二）武人不许开口骂人。要钱总理保证履行。龚和靳都是皖系，段祺瑞怕他们闹下去不可开交，乃命徐树铮调解，靳云鹏在段手下虽称温和分子，这时却很强硬，竟表示龚干我就不干。龚心湛号称安福粮台，也不怕靳，最后龚的条件修改为：（一）军饷事不与陆军总长直接办理。（二）政费应减应付由总理支配。钱能训约田文烈、傅增湘、张怀芝出面做和事佬，邀双方杯酒释嫌，不过也只做到表面握手为止。


第146章 徐树铮西北筹边
　　民国7年秋天，段祺瑞所领导的督办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务处之下，成立了一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作为把“参战”改为“边防”的一个准备。边防筹备处成立后，刚巧遇上俄国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使外蒙古有心脱离俄国控制而倾向中国。
　　外蒙古的独立，是帝俄策动外蒙的哲布尊丹巴于辛亥年（1911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库伦登基，号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民国成立，一切正在草创，遂予帝俄以可乘之机。民国2年11月22日，中俄联合声明，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并允许不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民国4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订了一个“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到了民国6年，由于俄国内乱，失掉了对外蒙古的控制，逐渐引起了日本的垂涎。8年春天，日本利用布里雅特人谢米诺夫和蒙匪富升阿来策划组成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大蒙古国，在日本控制之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松井和布里雅特人的会议及宴会照片后来被中国参谋本部得到。这时，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的失算，又怕日本乘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
　　外蒙的内向，给徐树铮一个发挥野心的好机会。徐树铮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人。北京局势的混乱，使他不能施展抱负，而他一举一动又容易引起政治风波，加上段祺瑞的督办参战处已不见容于国人。刚好他担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正遇上外蒙古内向问题，因此他便于8年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6月10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6月13日政府特任他为西北筹边使，6月24日又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当时总统徐世昌非常赞成派徐树铮筹边，以调虎离山。因为他留在北京搞风搞雨极为不妥，倒不如请他向边疆发展，少一个麻烦。
　　西北筹边使的官制于7月18日公布，其职权如下：
　　（一）政府因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项地方事业，特设西北筹边使。
　　（二）西北筹边使由大总统特任，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关于前项事宜，都护使应商承筹边使筹助一切，其他长官佐理员，应并受节制。
　　（三）西北筹边使办理前条事宜，其有境地毗连，关涉奉天、黑龙江、甘肃、新疆各省，及其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别行政区域内者，应与各该省军政最高长官及各都统妥商办理。
　　（四）西北筹边使施行第二条各项事宜，应与各盟旗盟长扎萨克妥商办理。
　　（五）西北筹边使设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筹边使选定呈报。
　　（六）西北筹边使公署之编制，由西北筹边使拟定呈报。
　　当西北筹边使新命甫下时，北京派驻库伦的都护使陈毅，正和蒙古王公交涉撤销自治的问题。陈毅字士可，湖北人，是晚清中兴名将陈湜的孙子。张勋复辟时被任为“邮传部侍郎”，复辟失败，逃出北京，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去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才放他走。民国6年8月他被任命为都护使。
　　外蒙古的政制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迨自治后，活佛哲布尊丹巴为政教领袖，于是喇嘛专权，王公受排斥，只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可以为所欲为。迨俄国内乱，无力兼顾，王公乃发动撤销自治，其目的不是在归附中央，而是在恢复前清的旧制，借以重掌政权。代表蒙古公王集团来和陈毅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长车林多尔济。
　　陈毅和车林从8年1月中旬商谈撤销自治问题，一直没有具体的发展。到了8月4日，库伦大会开会，王公喇嘛之争益烈，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与陈毅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代替活佛）。（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以上的协商和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人及喇嘛毫不知情。
　　陈毅把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于8月21日提出阁议讨论，当时对于条件内容并无任何意见，不过认为在程序上必须由外蒙王公先用全体名义呈请政府恢复原制，然后政府根据外蒙的请求再与磋商条件。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训令给陈毅，陈却没有办到，只是继续和王公们磋商条件，同时敷衍政府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商妥协商各项条件，才能安心撤销自治。
　　陈和车林商妥的条件，于10月1日派秘书黄成垿把条件草案送到北京，这就是外蒙善后条件六十三条，其中重要的事项如下：
　　一、中央政府无论何时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毕、盟长、将军、扎萨克、高卓特巴等原有之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中央政府并不得施行殖民事项，将蒙旗土地改归他人所有。
　　二、设驻扎库伦办事大员一员，乌、科、唐、恰，可设参赞人员，帮办参赞一员。正副人员，必须一蒙一汉，并且轮流更换（如第一任汉正蒙副，则第二任蒙正汉副），而汉员必须以文职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总裁之一，亦必须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驻军，其计划布置及额数，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同商定。遇有紧急事项，增派军队，事定仍须撤回。
　　四、内地人民建筑房屋，经营商工等业，以及开垦、种菜、伐木、割草，必须先取得该管扎萨克之许可。
　　五、开发矿产，兴办铁道、电报、邮政，必须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商办理。如必须借用外款，并必须先得外蒙地方议会通过，始得办理。
　　陈毅和外蒙古王公们的交涉有个最大的阻碍，就是陈毅所选的对象根本没有力量，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一切，完全操纵在喇嘛手中，而外蒙古人民的偶像是哲布尊丹巴活佛，也就是自治政府的领袖，活佛只信赖喇嘛。现在陈毅和王公商量外蒙古撤销自治就是对抗喇嘛，王公们想借北京政府的力量来推翻喇嘛，喇嘛既然有势力，当然不会轻易就范，所以成功的希望不会太大。
　　陈毅想透过王公去说服喇嘛，又透过喇嘛去说服活佛，可以说只是一厢情愿；而王公们又不断供给陈毅错误情报。8月19日陈毅给北京外交部电报说：“至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9月26日陈毅又有电报说：“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可是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五天，10月1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却写了一封致徐世昌总统的信，叫墨尔根堪布等五个喇嘛于10月9日带到北京，信内略云：“今突由中国驻库办事大员陈毅，提出取消自治……并提出所拟60余条前来……于是本外蒙大众，咸以单独破坏协约……徘徊犹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亦多忧虑，实深不安。”这封信很明显地看出活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条的。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于10月24日给徐世昌第二封信：
　　大总统钧鉴：顷据库伦陈都护使声称，给予请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并编造蒙古以后遵行条件六十余条，与各赛特私室传观会议等情。本处当以如果大总统知悉此事，宜暂候如何平定谢米诺夫所招之乱党，并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萨克会议，解决内患等情，函至大总统去后，今蒙古各扎萨克大致尚未到齐，间有来者，不但不愿取消自治，希望仍旧存在，即库伦所有众蒙古喇嘛民人所属人等一闻知此举，亦议论沸腾。据此以观，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咸称仍旧保存旧制，难于迫其遵从。即取消自治之举，亦非出自我蒙赛特等之本意，只系陈都护使授意，借边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词，迫令出此。
　　本呼图克图汗至再思维，我外蒙不惑谢党谄言，一意恪守三方协约，保持自治。今复违反协约，请求取消自治，实多不合之处。而库伦陈都护使对于此案，异心不息，反根据与各赛特私议事件，不体众议，再三勒迫，近日益甚，由应在买卖城驻扎之防兵内，拨出支队，分驻逼迩库伦学经及喇嘛等地点，擅占外国商人房院。似此种种滋事情形，委实有拂众议，鄙心殊抱不安。深信前此我大总统密谕亲王朝克图尔巴达尔胡之仁谕，为此列举情形，密请鉴核。特派萨密迪巴克什诺门罕北勒岗禅呼图克图达木唐巴札尔，前去与我大总统献帛请安。恳将在我边地内人地不宜之陈都护使立予调任，自治官府仍旧存留有效。若是，则黄教益形尊重，逐渐扩张，永昭仁慈。中华大国与外蒙古之睦谊，益觉敦重无极矣。谨呈。
　　哲布尊丹巴特派地位仅次于他的嘉亨尊活佛，亲持这封信，送往北京，嘉亨尊于26日启程，11月1日到京。
　　哲布尊丹巴既然表明了反对撤治的态度，于是陈毅和王公们只好片面进行了。王公们决定单独具名递送一件呈文，由陈毅于10月29日、30日电达北京。这时的王公们已势成骑虎，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来，王公们向北京政府请求撤销自治，无异是外蒙自治政府内部发生了政变。
　　北京方面，这时的国务总理已是靳云鹏，他在收到陈毅专人带来的六十三条后，立即召集各部开会商讨，并于10月20日电告陈毅说：“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对蒙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以明权限。”
　　在段系中，靳云鹏和徐树铮是不和的，因此靳内阁当然不愿意见到徐树铮在蒙事上立功。陈毅以为外蒙撤治交涉，始终是自己一手经营，当然不愿徐树铮干涉，所以当陈收到靳阁20日来电后，立即复电询问国务院：“前送条件，徐使曾否得阅？”
　　徐树铮当然知道这个密约，所以他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对于六十三条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时要求待他召集一个会议研究后再做决定。靳云鹏对徐电大为反感，提交国务院会议时，靳认为此案已经阁议通过，就唯有决定去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并且对徐要召集筹边副使等开一个会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外蒙撤销自治案，已经政府交给陈都护专办，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至于后果如何，等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靳且指示照他的这番意见电告陈毅。
　　原来，陈毅的秘书黄成垿携带六十三条密件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黄到后六七天，陈毅有电给徐树铮说：“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可是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陈毅又曾嘱咐黄避免见徐，不要让徐知道此事，所以黄在北京尽量避免见徐。有一天黄在国务院碰到徐，黄不知陈毅有电给徐，所以见到徐时支吾其词，只是说这趟是因私事请假赴奉天，陈都护嘱就近到北京来催队伍。
　　徐树铮于10月23日由北京启程赴库伦，动身前一天，往谒徐世昌，大徐问及小徐有关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称没有见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国务院秘书厅去调卷，卷调来后，原来是陈毅送来的密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徐因系奉总统命令，所以携带该件北行，10月29日抵达库伦。陈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树铮手中，所以对徐尚支吾其词。而徐则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反对这份条件，认为有七不可。
　　这件案中，陈毅不希望徐树铮介入，是认为已成的功劳不愿徐分享。国务总理靳云鹏则因与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见小徐立功，所以搞得非常复杂。
　　陈毅可能不懂利用王公和喇嘛之间的矛盾，达成政治上收回外蒙主权的目的，他只是很呆板地和车林商讨办法，所以《外蒙善后条例》简直就是陈毅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自治，而不是“撤销”蒙古自治。当时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批评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
　　徐树铮也向政府就此条例做如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