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战马的迫切需求，中原的毛纺织业想要真正得到发展，对长绒羊的牧养需求，也非三五十万头就能满足。
　　而发展起来的毛纺织业，反过来加剧对羊毛羊绒的需求，也将促进中原与邛崃山以西边地的商贸活动，实际也将大幅降减中枢直接控制黎州等地边州的投入与成本。
　　大越立朝以来，各种榷卖岁入以及市易税、过税占租赋的比例，要远远高过历朝历代，周鹤、顾藩、王番等人对初级工业及商品经济，也有着前人所不及的认识。
　　仅以织纺为例，包括两浙、两江地区在内的江南诸州县，每年作为赋税进行征纳的丝织品高达一百万匹，棉麻织物更是高达三百万匹。
　　这主要得益于两浙、两江地区远比他地高度发展的棉麻种植、桑蚕养殖以及织纺等业。
　　倘若各地的毛纺织业最终能发展到江南织造业十之二三的规模，包括传统的士臣群体在内，中枢就有足够的动力支持西燕郡国对吐蕃高地进行兼并扩张了，而不会将其视为劳民伤财、穷兵黩武。
　　对于徐怀要为契丹残部在邛崃山以西设立郡国的设想，也令钱择瑞、武威郡王赵翼、乔继恩他们若有所思。
　　不过，要商谈的事情太多，仅仅商议迁都及契丹残部封国等事，不知不觉间夜色已深。周鹤等人先告辞离开，徐怀却还没有办法歇下，陈松泽、郑屠陪同晋龙泉走过来。
　　晋龙泉此时已知徐怀对晋家老小的处置。
　　虽说所有跟晋家有所牵涉的人，都要流充到邛崃山以西苦寒之地，都不知道接下来三五年内会有多少老弱妇孺死于疫病，但也好过直接在建邺城被杀得人头滚滚……


第二百零九章 安排
　　“时光飞逝如白马过隙，不知不觉都阔别这些年头了！”
　　徐怀着晋龙泉等人坐下来说话，感慨的说道。
　　王禀早初就是坚决反对朝廷约盟赤扈伐燕而遭流贬唐州，桐柏山匪乱前后，徐怀对将来局势的判断更为悲观，但绝大多数世人哪里会想得到这些？
　　桐柏山匪乱剿平之后，晋龙泉还以为天下靖平，他又无意与徐氏在桐柏山里争权夺势，就回到县里想着好好打理家业，却不想短短两三年间天下形势果如徐怀预料的那般陡然直下。
　　徐怀率部从朔州撤回到桐柏山，负责新置淮源县，晋龙泉那时就决定与唐天德投奔桐柏山众人。
　　徐怀当时为了扭转将卒地位低微、饱受歧视压制、家属生存艰难等困境，为了筹措足够的养兵之资，在桐柏山强行推广新政，极大“伤害”了大姓宗缙在地方上的利益；徐怀就决定晋龙泉留在泌阳县里，以便随时观察士绅宗缙的动静。
　　等到建继帝在襄阳登基，又由于新政的缘故，初成势力的楚山在朝中受到士臣群体普遍的抨击与抵制；随着楚山防区逐步扩大到汝、蔡、申三州，受新政侵夺利益的缙绅群体也日益庞大起来，甚至围绕晋庄成等人在朝中拧成一股仇视楚山的派系势力。
　　晋龙泉也就借着身为晋氏族人的便利，一直潜伏在晋庄成身边。
　　虽说晋龙泉这些年以潜伏为主，并没有几次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秘密行动，但晋龙泉贴身对晋庄成以及士臣、南阳籍士绅群体的观察，为京襄（楚山）及时正确的判断朝堂局势，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京楚（楚山）这些年能从容应对朝堂各种微妙变化的关键之一。
　　不过，也因为深藏潜伏的原因，晋龙泉在桐柏山匪乱剿灭之后，这些年都没能有机会与徐怀见上一面。
　　不管外界如何猜测，京襄都不会公开承认晋龙泉乃是京襄暗子，更不会承认逃京之变乃京襄设计打草惊蛇所致。
　　原计划是晋龙泉留在徐怀身边充当幕职过渡一段时间，但接下来迁都襄阳，整个江淮地区的监司机构及官员队伍都需要进行大的调整，也需要安插一批京襄系的将臣，确保平稳过渡。
　　晋龙泉虽然没有直接担任过军政主官，但京襄系内部对江淮事务之了解，没有几人比他更甚，在这个节骨眼下，徐怀还是希望他能留在江淮做事。
　　江淮地区，接下来较为主要的事务，一方面除了江南东路监司需要重新迁回建邺外，徐怀计划对淮西进行拆分，将淮西南部的庐州、舒州、和州并入江南东路，蕲州划入荆湖北路。
　　淮西北部的寿州、濠州，徐怀想着划出一个独立的战区，设置行营统辖军政事务。
　　寿濠行营，以邓珪、杨祁业为正副都统制，协同负责淮河中游的守战之事。
　　而新的江南东路，徐怀属意刘衍出任制置安抚使。
　　除了原江东路经略使、转运使、提举常平仓使、提点刑狱公事，出任制置副使，协助刘衍分执帅司、漕司、宪司、仓司等事外，董成也将以制置副使出知建邺府事。
　　与大越以往想尽一切办法限制监司权柄、使诸监司之间相互制衡不同，徐怀则想着尽可能扩大路一级的权力。
　　即便暂时还不宜直接推出行省制，一正使五副使的配置，也足以令制置安抚使司有足够的权威治理地方。
　　相应的，中枢也将减少对州县一级的直接干涉；下一步除了核心州，如庐州、宣州等升格为府外，普通州县的主政官员及核心吏职，考核、升擢等事都将划归制置安抚司直接负责，中枢吏部不再干涉。
　　说白了，将来倘若想要将包括河湟、河陇、燕云、吐蕃、西域、漠南、辽东等地，都纳入帝国的版图，没有足够强势的路或行省一级常驻军政机构，如何去有效的治理、管控？
　　事事都将权柄收归中枢，州县重要事务都需要在禀报中枢后才能施行，大越以往疆域较小，还能勉强维持，但等到帝国的疆域扩大三四倍，到时候又受限于当世的交通与通讯条件，施政效率将低到何等地步？
　　江南东路除了辖域即将扩大近半，除了需要处置旧都种种遗留问题，兼理长江中游的防务外，还需要对长江以北的庐州、舒州、和州等地进行清田屯种。
　　为保证政局的平稳过渡，清田等事暂时不会涉及长江以南区域，但两次淮南会战，除了寿州、濠州等地备受摧残，淮西南部诸州县，人口流失也异常严重。
　　对于有底子可查、可追溯的耕地宅院，徐怀不会去动，会尽可能协助旧主还归淮西，但对旧主罹难于战难的田宅，以及以往为宗族缙绅侵占河滩、溪湖、山林所新开垦或逃避税赋未录田册的田地，徐怀则不会手软了，更不会坐视建邺等地官员士绅肆无忌惮的伸手过来圈占。
　　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生产亟待恢复，另一方面长江以南滞留那么多的流民，需要有足够多的官田进行安置。
　　将流民陆续迁往长江以北诸州县进行安置，不仅能从根子上消除长江以南地区的治安隐患，能为捉襟见肘的中枢岁入提供大量的收入，还能为后续的战事源源不断提供士气昂扬的兵卒。
　　为此，徐怀暂时会在江南东路制置安抚使司之下增设清田军屯司，由京襄宿将范雍主持。
　　两浙西路暂时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但目前葛氏窃居浙南（浙东），浙西与之一水相隔，同时又是大越财赋重地，徐怀则计划在浙西监司之前新设制置安抚使司统摄军政大权，由岳父王番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前往坐镇，兼领制置安抚使；王峻则以兵马都部署的身份，随同前往浙西统领、操练地方兵马。
　　虽说以传统的目光去看，京襄此时似乎更应该重点防范葛氏在浙南会有什么异动，同时也更得担心韩时良据淮东会不会心存异志。
　　不过，第二次淮南会战刚刚结束，渡淮作战延到秋后则不能再拖延下去，数以十万计的将卒家眷北迁安置工作，持续到今年底都未必能完成，各方面的钱粮度支捉襟见肘，徐怀只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放到流民北迁庐舒和等州安置之事上。
　　磨刀不误砍柴工，庐舒和三州除了会有二三十万民众返乡外，预估还能安置近百万流民。
　　这一项工作要是能在接下来两年内做踏实了，徐怀压根就不怕葛伯奕、魏楚钧之流能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因此除了调范雍到江南东路主持清田军屯司外，更为重要的举荐郭君判、姜燮、王明启等人出知庐、舒、和诸州事，从荆州、南阳等地抽调近千乡吏，以实际推动诸州的清田屯垦之事。
　　徐怀希望熟悉江淮事务的晋龙泉暂时以幕职的身份，协助范雍协调相关事宜。
　　徐怀此时前来建邺，除了商榷迁都等事外，还将正式出领枢密使及司空之衔。
　　大越立朝以来，司空、司徒、太保、太傅、太尉、太师，与“开府仪同三司”均为朝堂重臣的加衔、加官，不是什么实职。
　　不过，徐怀这次出领枢密使兼司空，将正式以司空的名义开府，以司空府取代之前临时性的天下兵马勤王招讨使司，统领诸路兵马。
　　到时候除了京襄路受司空府直接管辖外，寿、濠、汝、蔡、申、光及淅川等地作为战区，与驻守这些作战区域的选锋军、靖胜军、天雄军、宣武军、骁胜军以及诸路轮戍兵马都将接受司空府的直接统辖；甚至魏楚钧离开之后的五路度支使司，也将正式成为司空府下辖诸司之一。
　　司空府除了长史院、司马院、主簿厅以及选吏司、工造司、军械监、群牧监、各级军事指挥学堂、马兵步院、铸锋堂、五路度支司等职能部门外，徐怀还计划将军情司正式升格为军情参谋司。
　　曾经的军情司除了以刺探军情、战前侦察以及地形勘测等为主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诸多作战计划的拟定。
　　在战事规模有限，以及徐怀有极大精力，能够事无粗细的亲临一线，直接指挥较大规模的作战，以往的军情司是足够用的。
　　然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战争规模今非昔比，徐怀再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同时兼顾多个战场，也不可能深入到作战的每个环节中去。
　　传统的做法则是依赖于对各级兵马主将的选拔，一定级别以上的高级将领也将聘请私人幕职协助处理复杂繁琐的军务。
　　事实上，大越立朝以来，皇帝依托枢密院处理繁琐的军政事务，着枢密院拟定大的作战计划，负责军事情报的侦察、搜集，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后世参谋部的雏形。
　　可惜的是，出乎对武人的防范之心，枢密院的主要官员都由不熟悉作战的士臣担任，没有从军官中选拔。
　　而从枢密院下派到军队的文臣官员，也不甘心处于辅助、参议的地位，常常依照立朝以来以文治武、以文御武的传统及惯例，直接掌控战场的指挥权，而是将统领兵马的军官将领置于从属地位。
　　这些都直接限制了枢密院在战争中的正面作用。
　　升格的军情参谋司，徐怀当然会尽可能去避免这些弊端，而将掌握除兵马编成、组织、后勤补给以及军法监察等事务之外的主要军政大权，做为司空府的核心。


第二百一十章 迁都
　　徐怀这次得授枢密使，并以司空持天子符节开府，名义上说是为方便统领诸路兵马渡淮北伐，却也是大越立朝一百六十多年难得一见的盛举，远非以往朝堂重臣加授这些虚衔能及。
　　先是周鹤等朝堂重臣上表奏请加封，绍隆帝下诏朝堂百官集议，上表奏请者甚众，绍隆帝顺应民心加授，徐怀以勋功微薄辞谢；再加再辞，最终于五月十八日嘉吉之时，于集英殿文武百官面前举行授节开府典礼。
　　除了徐怀以枢密使、京襄制置使、司空持节开府外，司空府下辖主簿厅、长史院、司马院与正式升格一级院司的军情参谋司，分别以韩圭、史轸、徐武碛、陈子箫四人为首，也分别加授枢密直学士、通奉大夫、枢密院都承旨及宣威将军、州刺史等荣衔散阶。
　　徐怀率史轸、徐武碛、陈子箫、韩圭等司空府主要将臣，在大殿之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时，绍隆帝坐在御案后的龙椅之上，脸色阴沉得快要能拧出水来。
　　授节开府典礼过后，紧接着又下诏册封萧林石为西燕郡王，许以在邛崃山以西，于大渡水与雅砻江之间立国，国都定于打箭炉，授石海为国相、萧燕菡为郡主，萧纯全为国世子。
　　之后逃京之变案也陆续审结。
　　汪伯潜、汪修涵父子、晋庄成、晋玉柱父子及罗楠光等五人以谋逆罪为首恶处以斩刑，汪、晋、罗之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连坐，包括妇孺在内，总计三千余众皆流充西燕郡国。
　　钱尚端、张辛二人以串谋罪论处，其本人及三族（父、兄、子）连坐，一百二十口流充西燕郡国。
　　高纯年以不察盲从罪论处，免受极罚，革除尚仆射、昭文阁大学士等职衔，除郡公爵，贬为黎州团练副使；念其年迈，许闲居襄阳闭门思过。
　　除此之外，内侍省大小官员二十一人以蛊惑、参与谋逆罪处以斩刑，低级宫侍、宫女两千余众放归，有差遣职司者二百余人亦判流弃西燕郡国。
　　之后下诏裁撤淮西制置安抚使司，庐、舒、和三州并入江南东路，监司迁建邺，刘衍以枢密副使出任制置安抚大使。
　　五月二十八这天，荆州水师对建邺及以西长江水道进行封锁，三百余艘舟船组成庞大的船队，从建邺城北侧的秦淮河马汊口扬帆启航，载着绍隆帝及妃嫔、皇子、齐王赵寅、缨云公主以及文武百官及家小，皇城司所属官吏、禁卫武卒六千余众，还都襄阳。
　　建继帝迁都建邺之时，保留襄阳留京的地位，除了建继帝当时所居的皇宫，两府以及监寺部院衙署都予以保留外，周鹤、钱择瑞、朱沆等主要的朝堂文武官员在襄阳皆有府邸私宅。
　　在文横岳任襄阳留守期间，还主持修建了总长近六十里的外廓城墙，将汉水以南的襄阳城依山川地势扩到十三四里纵深，整体要比未经扩建的建邺大出三四倍。
　　建继帝在生前，也一直视迁都建邺为权宜之计，更多想着有朝一日能还都襄阳，以襄阳为基推动北伐、收复中原的大业。
　　这也是徐怀在说服周鹤、钱择瑞等人之后，迁都阻力没有那么大、快速推进的关键原因。
　　进入五月之后，江淮、河淮全面进入汛季，特别是淮河沿岸受战事摧残，堤坝常年失修，入汛之后两岸，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内，皆是洪水泛滥——受淹区域不仅限制步骑通行，同时还因为淹水深浅难测，舟船也难以通过，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发动战事的，敌我双方也因此进入静默期。
　　徐怀也是从容不迫的亲自护送绍隆帝及文武百官迁回到襄阳。
　　襄阳这边除了潘成虎权知府事，徐忻出任兵马都监兼知襄阳县事，以及陈松泽、苏蕈等人执掌皇城司，负责宫禁及绍隆帝宿卫、贴身侍卫等事务外，朝堂之上以顾藩为尚书左仆射，实际执掌政事堂；钱择瑞继续以佥书院事具体负责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徐怀虽任枢密使，但平时不常驻襄阳，根本无法兼顾枢密院的日常事务。
　　周鹤改任御营使，武威郡王赵翼以门下左丞兼礼部侍郎；乔继恩出任都知内侍省事，兼管齐王府与宫禁事务。
　　宁慈等人虽说一直以来都跟京襄（楚山）尿不到一壶里去，但并未参与“逃京之变”，没有其他明显的把柄，自然也是官居原职，共同维系中枢的运转。
　　襄阳作为京师，理论上就不再隶属于京襄路，转归中枢直辖，为弥补京襄路的财赋缺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统筹安排桐柏山、淮阳山所涉到的州县防务安排，将随州、安州从荆湖北路划入京襄路。
　　除了蓟州从裁撤的淮南西路划出来，以及硖州划入荆湖北路外，徐怀还将完成围垸、垦屯的新蔡县划归鄂州。
　　对葛伯奕离开之后的荆湖南路的处置，除了将硖州划归荆湖北路、将荆州南四县划归荆州外，徐怀举荐朱沆以尚书左丞出任荆南制置安抚使。
　　一方面中枢除了朱沆等有限数人外，也没有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去坐镇葛伯奕残留种种影响的荆湖南路。
　　另一方面朱沆虽说内心更忠于赵氏宗室，但无论是他作为先帝旧臣的核心代表，还是他与潜邸系理念差距太远，又或者世人皆以为朱家早就投靠京襄，都注定朱沆与葛伯奕残留在荆湖南路的人马尿不到一壶里去，甚至还能彼此牵制。
　　作为洞荆湖寇主要肆虐的区域，荆湖南路的生产在过去几年里受到极大的破坏，当地人口流失严重，而又有大量的流民滞留。
　　理论上荆湖南路是可以进行大规模清田屯垦的，但考虑到葛伯奕残留势力的影响跟不甘雌伏，考虑到江南东路的江北区域应首先推进清田屯垦，徐怀暂时还是希望荆湖南路保持现状，先进行平稳的过渡。
　　朱沆各方面都算得上过渡时期、坐镇荆湖南路的良选。
　　当然，徐怀也得防备朱沆有别的谋算，另荐程益出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以便司空府对荆南有一定程度的掌控。
　　徐怀回到泌阳，司空府府署也将常驻于泌阳，也需要对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主要核心职能部门转入司空府之后，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之下同样恢复帅、漕、仓、宪四司分置的格局。
　　京襄路乃是司空府的根本之地，徐怀还将继续兼领制置安抚使，程伦英则出任京襄路转运使、提举常平使执掌漕司、仓司，兼知南阳府事；徐武坤出任兵马都部署，执掌帅司，即负责京襄路地方守军的编成、组织以及除泌阳城之外的城寨守御之事；此外，徐怀还举荐周鹤长子周良恭出任京襄路提举刑狱公事，执掌宪司；史轸长子史珣出知泌阳县事。
　　而在司空府层次，史轸执掌长史院兼领五路度支使，依旧稳居京襄吏臣之首，主持司空府大小政事；韩圭授任军师祭酒，执掌主簿厅，居僚职之首，主持枢机案牍等事；徐武碛执掌司马院，负责马步军及水军的组织、编练、军法监察、城池营造、军械被服制造、后勤运输补给、军事指挥学堂建设等军务相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