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幕戏中，黎元洪在前半段扮演了“挥泪斩马谡”，后半段扮演了“吊周公瑾”。不管他如何努力于做功和唱功，但他仁厚长者的令名却因此大大地打了折扣。他知道是上了袁的当，却又哑巴吃黄连，说不出苦来；他开始觉得自己不是袁的对手，第一回 合便遭惨败，而参议院对他又极不见谅，于是他只好引咎辞职，并举黄兴以自代。这当然是一个姿态，黄兴自从汉阳一战后，和武昌方面的人处得非常之坏，所以举黄为湖北都督，黄既不会来，武汉方面也一定大为反对，这等于是“多此一举”。
　　果然，黎的辞职电一发出，便有以湖北全体士民名义发出的通电“痛责参议院并请坚留黎公”。原电略云：
　　湖北自起义以来，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赖副总统镇摄得宜，得以秩序晏安，市廛不扰。……张振武虽于光复之初，薄有战绩，而沪上购枪一役，吞款至廿余万之多，功罪相较，罪实过之。副总统曲予优容，未加谴责，怙恶不悛，乃敢私立机关，自募军队，假借名号，擅制徽章，任意横行，道路侧目，尤复广置姬妾，需索金钱……顾振武虽衅积邱山，而副总统则量逾江海……奈何卷土重来，野心不死，胆敢勾串军队，联合土匪，意图大举，欲取都督、民政长而代之，并扬言如事不成，即将焚掠租界，启衅外人，使民国同归于尽……幸天夺其魄，祝制六等以此破获，始得转危为安。……乃自京电传来，元恶枭首，父老子弟方庆更生，苏峻诛而晋室安，元浩禽而蔡人乐。盖自民国成立以来，伸法权，快人心，度未有逾于此一举者。端在大总统之英断，副总统之沉毅，奠鄂境于苞桑，厝邦基于磐石，功在百世，夫复何疑。不图参议院诸公自逞私臆，首发责言，提出质问之书，将成弹劾之案。侧闻副总统并已电京辞职。连日鄂中大局岌岌，复有杌陧不安之象，悲夫！何鄂人之多不幸也。窃谓振武罪状，他省议员容有不知，习故守常，当无足怪，若鄂人则谁不知。在振武前此举动，或关于公家款项，或涉于个人私德，或观衅未发，或分谤有人，虽万恶之已归，犹千夫之未指。至近日三次革命风潮，群知为振武主谋，三尺童子孰不欲得而甘心。吾鄂同乡诸议员，虽旅食京师，优游自得，然岂无家室在鄂，岂无亲友在鄂，岂无耳目共见，岂无函札往来，奈何于荼毒我之张振武则极力袒护之，而保护我之副总统则极力诋毁之。天道犹存，人心未死，诸公清夜扪心，堪自问耶？纵诸公自意非吾鄂人正式选举，不必为全鄂人民幸福计，独不为祖宗丘墓计乎？揣诸公之设辞，不过谓振武有功，宜事宽容，民国用刑，宜从审慎；殊不知推翻专制，非振武一人之功，破坏共和，实振武一人之罪。况乎功小罪大，功少罪多，在副总统已宽不一宽，在民国亦逭无可逭。至于逮捕审讯原有专责，而振武党羽繁多，稍纵即逝，需为事贼，虽悔何追，众证昭彰，即成信谳，南山比岸，安用游移，此又辩之无可辩，疑之无可疑者也……伏乞大总统一面切实慰留，一面广为开导，乃望参议院诸公及湖北同乡诸京官主持公论，勿惑浮言，以福鄂人，以安民国。临风跂望，不尽欲言。
　　湖北军界亦像接力赛一样替黎撑场，他们给参议院的文件更厉害。下面便是“鄂军界诘责议员函”：
　　梗电谅达，阅参议院十九日记事录，刘议员成禺、张议员伯烈演说，淆乱是非，颠倒黑白，违反人民意思，亵渎副总统威严，且近闻一击不中，复行弹劾，同人目裂发指，悲愤填胸。张、方之诛，系是吾鄂军界同人再三开军法会议，依鄂军暂行刑令第五十七条，全体议决宣告死刑，电请大总统正法。大总统复开军法会议始予执行，证据昭彰，手续完备。同人为振武煽动，数月以来遣兵调将，昼夜防堵，指臂骈于枪刃，筋骨胝于兜鍪，幸天不亡鄂，机关悉破，余孽就戮。再四筹商，欲砧元恶之胸，不得不图万全之计。询谋佥同，谋定后动，所有责任悉在同人，于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皆无与也。伏法以后，廛市不惊，道路相庆，民心国法始得伸张。溯自起义以来，党徒鸱张、生灵涂炭，从未有快心若是者。乃鄂议员朋造谣言，肆行狂吠，竟敢欲弹劾政府，推倒民邦，试问与振武何昵？与政府何仇？尸属耶？乱党耶？杯酒流连之谊耶？金钱结纳之恩耶？抑丧心病狂，悍然不顾耶？贵议员就职逾数月，未闻为吾国立一法，为吾鄂议一事者，独于罪恶昭彰情真法当之军犯，一再袒护，号咷不已，继以质问，质问不已，继以弹劾，且一则曰起义首领，再则曰卓著元勋。贵议员将谁欺？欺天乎？连日以来，讹言群兴，大局摇动，他省议员当不足责，乃以尔呱呱出产之邦，残害昆弟，玷辱祖宗，犹且以人民代表日号于众，贵议员抚衷自问，果从人民选举来耶？一旦神州陆沉，强邻分割，吾与汝皆不知死所矣。同人隶属军界，严守法律，当不敢干预政治，自起义以来，无论贵议员若何昏聩，若何荒谬，非属军事概不发言。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次振武本以军人判以军法，为民除害，为同人职分应然，同人粗鲁武夫，但知有国不知有其他。贵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廿四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不然，贵议员无理取闹，借端复仇，是欲因个人密切关系陷我国于危地，同人具有天良，不能容振武余党，然为吾鄂代表，无怪同人严重对待也。相见不远，尚其勖哉！
　　这段文字，简直是杀气腾腾，拔刀行凶之状跃然纸上，全文是想把杀张振武的罪担承下来，而替黎元洪洗脱，可是黎的密电在袁手中。袁拿了这封电报就等于拿了黎的小辫子，用不着鄂人叫嚣，他根本不会准黎辞职，他要的是拉黎倒向自己这一边去对付同盟会。
　　张振武案在扩大时，黄兴介入了。开始是黄主动地对张案向袁抗议，其后则是有人故意诬造说黄和张有勾结，在张行刑前搜到了黄、张勾结的证据。
　　在张案发生前，黄本拟随孙中山一同应袁世凯之邀入京，正在筹备时，张案发生了，黄认为张是革命党，袁竟任意诛戮首义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致电袁严词诘责。原电云：
　　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兵统领衙门宣布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恶结党，桀骜日恣，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全电归结之语，注重于“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字，但张振武不能受爱与受忍之处，出于黎副总统一二人之意乎？抑于共和国法律上有不能爱之不可忍之判断乎？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乞更明白宣布，以释群惑。……
　　袁复电云：
　　巧电悉，张振武一案，黎副总统原电有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乞立予正法等语。黎副总统为鄂军督帅，对其所部宣布罪状请正典刑，自应即予照办。至原案始末已电黎副总统明白宣布矣。中山先生北上无任欢跃，执事因事稍缓，望眼欲穿，仍祈即日启行，得罄肝鬲，大局幸甚，鄙人幸甚。袁世凯。皓。
　　黄认为袁的复电是搪塞，因此再致电驳斥：
　　皓电敬悉。黎副总统原电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兴前在留守任内办理常州军政分府赵乐群一案，舆论均谓可杀，兴犹迭开军法会审，由王师长芝祥率同会审各师长，法官调齐人证，悉心研判，业经取具确供，复汇案呈请大总统饬交陆军部复核。原期详慎议定使成信谳，以示尊重法律，拥护人权，为各省都督开一先例，庶几共和开幕，国民不至有死于非法之惧。而张、方案乃如此，两事相距为期甚迩。张、方独因一面告讦者擅定极刑，未讯供证而死。国民生命财产权专恃法律为保护，即共和国精神所托，且在前清专制时汪精卫谋炸摄政一案，讯供确凿，尚能出以详审，仅予监禁。纵使张、方对于都督个人有不轨之嫌疑，亦岂能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现在外患日迫，政府信用未固，益以此事，致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益形危险，顾瞻前途，良用滋惑，旁皇终夜，不知所措，洒涕陈言，伏维谅察。黄兴。哿。
　　由于黄一再为张案向袁抗议，袁很感不安，因此他便想出一条毒计打击黄，伪造张振武被杀前写给黄兴的一封未发的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承嘱杀元洪事，已布置周密。”他用这个伪证打击黄，使黄处于嫌疑地位，失去为张案发言的力量。北方的袁系报纸也推波助澜，绘声绘影地说黄曾在7月中去武汉，部署杀黎元洪。这时正值孙中山应袁邀北上经过天津，有一个任北京总统府秘书却和孙中山认识的人去晋见，向孙中山泄露了袁如何陷害黄兴的密谋，孙中山乃打电报把这个密谋通知了黄，黄兴遂于8月27日去电质问袁：
　　北京袁大总统鉴：兴前因病赴西湖疗养，今晚返沪始见孙中山先生自津来电谓：顷见一总统府秘书云：张振武被执时在张处搜得一书系与兴者，内容有云托杀黎元洪事已布置周妥等语。今日又阅《沪报》译载《文汇报》北京电云，此间谣传张振武之谋第二次革命，黄兴实与同谋，故不来京云云。阅此两电不胜骇异，张案鄂、京尚未尽情宣布，读漾电亦云案情重大，牵涉尤多，今京、沪忽拟议及兴，若不将张案所牵涉者明白宣布，则此案终属暗昧，无以释中外之疑。务请大总统勿循勿隐彻底查办，如兴果与张案有涉，甘受法庭裁判，如或由小人从中诬捏入罪，亦请按反坐律究办，庶几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鄙人幸甚，大局幸甚。立盼电复。黄兴叩。
　　袁否认有其事，亦否认总统府有这位秘书，且在复电对黄大加推崇：“克强先生奔走国事数十年，共和告成，亟谋统一，取消留守，功成身退，日夜望中央政府臻于巩固，使中华民国不复动摇，其光明磊落，一片血诚，中外咸知，人天同感。”
　　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姚雨平、胡瑛、陈陶怡等均愤愤不平，致电袁氏要求：“特派公正专员彻查严究。”词意极为愤慨。
　　张振武案最后终于不了了之，张的言行虽有逾轨，但杀张不循法律，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冤狱。


第41章 宋教仁毁党造党
　　民国元年的政党林立，早在南北议和的前后，许多同盟会会员，事实上是排满主义者，狭义的民族主义，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消失，于是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另组成了一些为了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他们只是竖起一块招牌，发出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名气大的政治要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个人的政治投机。还有些政党是以地区关系或历史关系结合起来的。所有这类政党都没有旗帜鲜明的党纲，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跨党脱党视为家常便饭。其所拥戴的领袖，也可能兼另外一个党的领袖，而被推者等于今天兼任公司行号的董事长一样，是一个挂名差使，对任何一党都不关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参议院内部相互对立的政党，主要的是同盟会与江浙人士章炳麟、张謇为中心的统一党。临时政府北迁后，统一党和以湖北人孙武、蓝天蔚、刘成禺为中心的民社，以及君主立宪分子籍忠寅、周大烈等所组成的国民共进会联合起来，于民国元年5月9日成立一个共和党，推戴黎元洪为名义上的领袖，成为同盟会的主要竞争者。除了这两个政党而外，参议院还有谷钟秀、张耀曾、吴景濂等的统一共和党，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个统一共和党和宋教仁曾有密切的联系。
　　由于实际需要，同盟会必须合并许多小党，完成“毁党造党”的目的。因此宋教仁乃以敏捷的政治手段，不仅和统一共和党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时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三个小党取得联系。这三个小政党本是从同盟会和君主立宪派内分化出来的一些混合组织，大家协议合组一个大政党以与共和党抗衡。
　　宋教仁是一个天才的政党活动人物，他取得同盟会以外四个政党的协议合并后，遂在8月11日与各党代表会议于北京安庆会馆，获致协议。再于8月13日召集同盟会全体职员大会，推举宋教仁、张继等16人为筹备员，并由总务部发出通告，宣布同盟会改组为一般形态的政党。孙中山和黄兴在上海为此一改变，联名致电各支部征求同意。电文如下：
　　各支部鉴：据北京本部来电云：“连日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协商合并，另行组织，彼此提出条件于下：（一）定名：国民党；（二）宗旨：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三）党纲五条：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四）用理事制，于其中推一人为理事长。昨日开全体职员评议员联合会，合并条件已通过”云云。文等以上列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悖。又得此多数政党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文等深为赞成。且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之义在，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更名称者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特此通电贵支部，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文等屡承袁大总统遣使持函来邀，已定十七日起程北上，赐复即交北京同盟会本部为盼。孙文、黄兴。
　　孙中山到北京的第二天，同盟会宣布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这是民国元年8月25日的事。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孙中山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组织新党的演说。依规约第四章 的规定，推选职员，计理事9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参议29人：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名誉参议钮永建等7人，各部干事300余人。9月3日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贡桑诺尔布七理事互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并遴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是个政党组织的好手，他年轻，能说会写，不仅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政论家，经常用“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政见。他早年参加过长沙起义，与蹈海而死的陈天华同为华兴会头角峥嵘的人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是湖南所派的参议员，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他极力主张采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这个主张连孙中山都不同意。由于他少年气盛，别人都说他想做内阁总理，于是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不仅不是责任内阁制而是总统制，根本连内阁总理都不设置，由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甚至孙大总统提出宋为内务总长时，参议院也不予通过而改提程德全递补。
　　当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时，大家又觉得总统的权力太大，怕袁滥用职权，施行独裁，乃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
　　革命党人虽然对于名位看得很淡，但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因此宋教仁想做内阁总理是可能的。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宋所持的政见和孙中山有很大的距离。孙中山主张将政权让给袁后，同盟会退而为在野党，以鞭策政府；宋则主张“毁党造党”，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在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的地位，由国会的多数派进而组织责任内阁。照宋的主张，就是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对袁斗争，而在国会方面、内阁方面取得优越地位，使袁的总统没有权力。这个主张很快就得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才有国民党的组成。这一时期的国民党，组成分子极为复杂，龙蛇混杂，投机者甚多，因此宋教仁的“毁党造党”目的只达到了扩大同盟会的组织，并未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坚强有组织的政党。
　　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所致力的是在国会中控制多数，同时准备在正式国会议员选举战中赢得胜利，以备将来组成一党内阁。黄兴则致力争取各色各样的人入党，他以为无论你是何等样人，只要入了国民党，就可以漂染你成才。黄兴本不愿意来京的，怎知他入京后，受袁的迷惑比孙中山更厉害。他不止是到处劝人入党，而且当面邀袁世凯入党，并且承诺推袁为党的领袖。他认为：不论生张熟魏，不论为敌为友，只要今天肯加入国民党，大家就是同志。所以他除了拉袁入党外，还以十二分的诚意拉杨度、拉赵秉钧等入党。
　　袁没有当面拒绝黄的邀请，也不肯做正面的答复，但却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杨度。袁说：“晳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吗？”他一边流露着奸雄的笑容，一边说：“如果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我们便做个革命党玩玩。”杨度本是孙中山和黄兴缔交的介绍人，早在十年前他在东京时，就婉拒孙中山的邀请加入同盟会，所以他对革命和国民党都是没有信心的。他这时已经死心塌地地选中了袁世凯，因此他自不会接受黄兴的提议。他根据袁世凯的意思写了一封信给黄兴，函云：
　　前承不遗，邀入国民党，只才识无似，未敢遽诺。近日京中贵党干部诸君继续招邀，议及党略，度以为贵党以前之经过，及以后之行动，皆不免于困难者，实为政党内阁四字所缚。虽云根据学理，然贵党从前对于项城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亦事实之昭然。度意此后贵党对于民国，对于总统，宜求根本解决之方，若不信袁，则莫如去袁，而改举总统。度必劝隐，袁必乐从。若能信袁，则莫如助袁，而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宣布全国，以求实际沟通，度方可有效力之处。若仍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实于国家大计有损，非上策也。度姑以党外之人预为建议，自分于贵党党员，关系甚浅，不敢轻于投身，乞公据度此电，通电全国贵党本部支部，征集意见，若多数赞成鄙意，见诸实行，方敢追随左右，不仅以此觇贵党之方针，且以此卜一身之信用。进退所关，伏维裁察是幸。
　　杨的这种表示，使得黄兴等大为光火，入党还附有条件。于是国民党对杨度只好关门了。
　　赵秉钧是加入国民党的，据说他是奉袁之命加入的，借此充当内线。赵对人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作‘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入党，统一党也送党证来，共和党也送党证来，国民党也送党证来，我有的拆开看看，也有的搁置不理。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有人告赵曾看见他亲笔填的入国民党申请书，则他便顾左右而言他了。
　　据说袁世凯一生不会办的事是财政，其实他一生最不明白的是政党。他把“党”当作玩弄的工具。陆徵祥时代标榜超然，袁更主张所有总统府的职员都不许加入任何党派。孙、黄入京后，袁又主张大家入党。他心中的政党是玩玩的！
　　甫告成立的国民党，前面已提到，在组成的分子来说似乎并不够坚强。孙中山是一位当然的领导人物，孙中山而下，大家有所谓黄系和宋系之分。其实黄兴和宋教仁自己都无各树派系之意，不过，两人之政见或党见各有不同，遂有泾渭之分。譬如说宋一直主张责任内阁，黄在南京临时政府时则不主张。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则为宋一人之力，在北京奔走，参与密谋的是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宸组等。黄兴任南京留守时主张国民捐，主张换纸币，而宋则反对；黄主张建都南京，宋主张建都北京。因为有这些分歧的意见，大家遂把两人分为两大派系。其实，这些革命伟人只知有国，不为己谋，遑论自组派系！黄兴在北京除了拉袁世凯、杨度加入国民党而外，其表现的，都是热诚过人，可是在严格的政党理论和组织上，他却和宋教仁有很大距离。
　　张振武事件发生时，内阁总理陆徵祥称病入医院，怎么说也不肯出院，同时坚决辞职。由于他只是短命内阁，在当时一般人看来又是一个半洋人，对他既无喜恶，也无恩怨，所以他的辞职遂被袁接受。不过有一个保留，就是准陆辞内阁总理，不准辞外交部长。陆原意并非双挂冠，只是觉得内阁总理干了太头痛，所以欣然同意。这一来，中华民国的第二届内阁就在孙、黄入京时结束。
　　孙、黄入京，是袁世凯和国民党唯一的一次友好蜜月期。既然孙中山和黄兴对袁的态度是如此坦诚，而袁又假情假意地表现得那么亲切，内阁总理出缺了，袁自然应该要选一个国民党籍的人物来担任总理，以显示袁和国民党的真诚合作。袁对总理人选相当伤脑筋，照理国民党人中唯一的理想人选是宋教仁，可是袁最怕这位“桃源渔父”，因为他所有的长处都是当时政党政治所需要的，同时也是袁所不及的。所以袁在研究总理人选时，故意地和黄兴交换意见，袁想用这个方法离间黄、宋。袁向黄提出一个国民党人担任总理，这个人实际上和国民党关系并不太密切。他便是沈秉堃。沈也是湖南人，和黄兴很接近，他是清朝末年的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西都督，因受副都督陆荣廷的排挤，遂以带兵援鄂为名离开桂林。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他担任黄兴的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国民党成立，他被选为参议，他经常称呼年仅38岁的黄兴为“克老”。袁提沈秉堃组阁，完全是敷衍黄兴。沈秉堃在国民党内历史既浅，资望也不高，同时陆徵祥辞职，遗留下的只是一个空头总理，其他各部总长原封未动，沈出来也只是光杆儿总理。国民党内部意见，自不愿背这个挂名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因此国民党乃决定：“在正式国会召集前，国民党不拟组织政党内阁。内阁以维持过渡性为宜。”
　　民国元年的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席的分配，除了西藏议席没有选派外，共有120席，同盟会和共和党各占40席，统一共和党握有25席。其他小党瓜分15席。
　　宋教仁致力合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而为国民党后，国民党就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大党了，它的总部设于北京，支部遍设各省和海外各埠，在临时参议院中占了65席，成为第一大党。
　　参议院中另一大党是共和党，有40席票。共和党是以统一党与民社为中心，更合并潘鸿鼎所组织的国民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三政团组织而成。其政纲有三：（一）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二）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三）应世界之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民国元年5月5日，共和党成立，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为张謇、那彦图、章炳麟、程德全、伍廷芳等。干事汤化龙、刘成禺、王揖唐等。照这些名字看来，组成分子是一部分君主立宪派为基础的。在立场上来论，是袁世凯的羽党，应袁的需要组成以与同盟会对抗。当时同盟会号称民权党，共和党号称国权党。不久，统一党首领章炳麟辞去共和党理事，复发宣言仍旧维持统一党。
　　因为国民党骤然掌握了60议席，共和党仍只有40席，君主立宪派于是积极振作，汤化龙、林长民等暗中活动，亦酝酿合并成立一个大党，定名民主党。这时候梁启超恰自海外归国，和袁世凯妥协，汤化龙、林长民乃与孙洪伊所领导的一部分统一共和党，及北方政党共和保进党、共和促进党、国民新政社四团体合并，于民国元年10月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推举梁启超为民主党领袖。
　　梁启超在民主党成立大会中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他说：“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团体，而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国中先觉深知此义，故一年以来，注全力以从事于政党之建设，其先各党林立，派别繁多，至今日已渐合并成为大政党，若共和党、国民党皆是也。民主党成立虽稍晚，然其分子之健全，则不让他党。”接着他阐述组织一个政党应具有的精神和条件，他强调一个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一个政党必须有奋斗的决心；一个政党必须有整肃的号令；一个政党必须有优容的气量；一个政党必须有牺牲的精神。
　　民主党希望以第三大政党姿态出现，以左右国民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形势，它的本身完全以君主立宪派为主体。筹备期间，胡瑞霖、陆乃翔筹措会费，孙洪伊、余绍宋等整理会务，还有李文熙、刘崇佑、萧湘、梁善济等热心推动，遂告组成。


第42章 孙、黄、袁、黎四巨头协定
　　前文曾提到孙中山入京的事。原来民国元年4月3日孙中山交卸大总统后，无官一身轻，乃离京至上海，随行有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李晓生等。在上海遇到20年前旧友宋嘉树，相见甚欢，乃下榻宋寓，畅叙往事，并请宋引导胡汉民等至西服店添置西服，孙中山并说：“尽量做，多多益善。”
　　4月9日晨，孙中山率胡汉民等20余人抵达武汉，会晤副总统黎元洪，共留武汉三天。武汉方面举行盛大欢迎会，并请孙中山演讲民生主义。据说黎元洪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太懂，且持反对意见。这是黎元洪首次和孙中山会面，黎的表现给同盟会的巨头们很不好的印象，尤其是胡汉民。胡为人高傲，和黎谈政治，黎浑浑然，于是胡便不理睬黎。自此而后，黎和同盟会便距离更远了。
　　袁世凯听说孙中山到了武汉，生怕南京和武汉合流以对抗北京，因此急遣唐在礼、范源濂、张大昕和王揖唐持亲笔函至武汉，恭邀孙中山赴北京访问。4月11日孙中山在汉口行辕接见范源濂和张大昕，范、张把袁的亲笔函当面呈递。袁函如下：
　　中山仁兄先生阁下：大业告成，高飞遐举，鸿冥天幂，蝉脱尘埃，企慕私忱，匪言可喻。顷得沪上消息，知大驾将赴鄂中与黎君宋卿倾谈国事，两贤相聚，天炳德星。世凯羁滞幽燕，不获饫闻政论，伊人秋水，寤寐交萦。本拟欢迎旌节，示我周行。因前承电复须先回粤一行，粤事棼如乱丝，非先生才望不足以转危为安，世凯何敢以一人之私，孤粤中父老云霓之望。惟数月后，粤事大定，务请屈临指教，俾纾饥。兹遣范君静生、张君真吾两员莅鄂上候起居，并呈小影，一如世凯躬陪盛宴，亲挹雄谈。临颖神驰，无任延跂，惟为自重不宣。
　　该函为红色八行笺楷书，末亲署“袁世凯叩上”五字，无月日。
　　4月12日孙中山一行离鄂，14日返抵上海，换乘泰顺轮南下。20日抵福州，在闽只停留一天，继续乘轮前往广东。24日抵香港，改搭宝璧兵舰，25日下午抵广州。广州万人空巷欢迎这位同乡伟人莅临，而孙中山自首次倡义被香港放逐起，足不踏广州城已17年，这次重临，虽不是衣锦荣归，却是功成还乡，其中滋味，非亲历者无法体味。
　　广东省的代理都督是陈炯明，他见到孙中山偕胡汉民返粤，胡是他的老长官，从任何方面说，胡已交卸了临时大总统的秘书长重返广州，他似乎代理的任务已告结束，加以广东内部都是拥胡的人，他亦无法恋栈，于是他在欢迎孙中山一行抵穗，并于当晚公宴款待后即托故赴香港，并请陆军司长邓铿（仲元）邀胡汉民至都督府，由朱执信告胡说陈已去港，请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胡是个书生，认为都督一职已交给陈炯明，自己怎可再作冯妇，因此坚持不肯接受。这时孙中山正在省参议会演说，演说完毕来都督府，大家把陈去及希望胡来种种报告孙中山。孙中山赞成胡汉民复职，并且来一个激将法，表示自己愿为都督府的秘书长，这一来使胡惊骇不已，乃允复职，但必需陈炯明回粤为条件。当场决定由朱执信赴港邀陈炯明来穗。4月27日午后，广东省议会票决胡汉民复任广东省都督。胡就职后乃通告全省：
　　本都督受人民重托，为维持地方起见，断不敢姑息苟安，以贻后患。粤省匪氛未靖，尤在厉行军政，务使内地一律肃清，继续陈前都督所未竟之业。倘有心怀不轨，希图扰乱公安者，本都督惟知执法严惩，决不宽贷。
　　胡以都督兼民政长及同盟会广东支部长，任陈炯明为护军使，邓铿为陆军司长，廖仲恺为财政司长，罗文干为司法司长，朱执信为核计院长兼广阳绥靖处督办，邹鲁为官银钱局总办。
　　孙中山返粤后即居住广州，有时赴澳门、香港。
　　孙中山北京之行的酝酿，已经好多个月了，最后决定启程的日期是8月17日乘新铭轮北上，后又改为搭18日的安平商轮。就在筹备动身时，北京传来消息，袁世凯15日以秘密军法枪杀张振武和方维。上海方面得到这个消息为之震动，同志蔡元培、吴敬恒、徐宗汉（黄兴的夫人）等都反对孙、黄赴北京，认为袁世凯无信无义。而北京、天津方面的党人也因袁残害革命同志，包藏祸心，来电劝阻。孙中山则主张以诚信感化袁，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失信于袁”，不过同意黄兴暂缓北上，由其“单刀赴会”。这时候黄兴正染喉疾，于是孙行黄止便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决定。
　　黄兴和宋教仁是当时革命领导人物中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对袁世凯来说，袁在人格上、革命功勋上、革命思想上都无法和孙中山相比，所以袁所仇视的真正对象不是革命创造者孙中山，而是革命实行家黄兴和政党策划专家宋教仁。
　　袁早就想促成一次民国四巨头会议，就是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一同到北京来。这个四巨头会议的积极意义是宣告中外，民国已经统一了；消极意义是袁个人总统地位已经确定，便需要加强四巨头的联系，以化除相互的成见。可是袁这个目的只达到了一半，由于张振武案发生，黎元洪不敢到北京来，怕参议院和舆论轰他；怕袁或同盟会方面对他采取不利的手段，所以黎是绝对不会来了。黄兴也由于张振武案而裹足不前。但孙中山的北上晤袁，则是民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
　　孙中山毕生以诚信感人，从不关心个人的安危，只想用自己的精诚和善意去感化老袁。他轻入虎穴，不计危险，想说服袁世凯能和同盟会真诚合作，摆脱北方的旧势力，同意迁都南京。
　　袁世凯对于孙中山敢于单刀赴会的精神，不由得暗中惊佩，他极力装出非常热诚的欢迎姿态，派总统专用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到前门外迎接孙中山，并命北京的军警，以总统之礼欢迎。北京全城市民则是自动地热烈欢迎这位革命伟人，全城悬旗致敬！
　　孙中山抵京后下榻迎宾馆。孙、袁两位还是第一次晤面，袁见到这位手创民国的革命伟人，满脸堆着笑容，握手握得特别亲热。从此三日一大宴，两日一密谈，前后竟谈了13次。
　　君子可欺以其方，袁使用了另一套手法对付孙中山。孙中山以诚信待人，竟相信袁。这里可以从孙中山给黄兴的一通电报看出：
　　到京后与项城接谈二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于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各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赴北京的目的，是想以德化袁，以诚信使袁归附，所以他的北行任务有三：一是拟吸收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且愿意把党魁的地位让给袁，使袁能为党所用；二是拟以政党责任内阁限制袁滥用总统权力，以便与袁真诚合作；三是拟说服袁仍然迁都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和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竞选民国的正式总统，以让袁在毫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正式总统。他还进一步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以安定国家政治的主张。
　　9月6日，孙中山抽空到张家口去眺望长城景色。对北中国的风物，这位民国伟人是生疏的，他毕生奔走革命，推翻清廷，创建民国，功成不居，退位让袁，如今以国民一分子，仆仆风尘，不忘国家统一和建设，这种坦荡的胸怀，实在是令人崇敬万分的！可是，他在北方的努力都白费了，由于袁世凯已是一个入了魔道的霸王，他对于这位革命伟人对他的感化，完全没有接受。民国初年政治陷于动乱，以及袁后来称帝失败，可以说与这次孙、袁晤面，袁不能接受孙的教诲有很大关系。
　　孙中山在北京前后住了一个月，和袁的谈话共13次，每次谈话自下午4时起到夜晚10时至12时，更有三四次是谈到午夜2时以后。这些会晤，除了孙、袁两人而外，有时则有梁士诒参加。由于会谈没有公布，因此内容是讳莫如深的。据说有一晚孙中山对袁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20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则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袁微笑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一晚上孙、袁谈到一点钟，梁士诒送孙中山返行馆，孙留梁叙谈，曾说：“我与项城的谈话，所见略同，我的政见，他都能领会，但有一事我至今尚不明白，我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根本谈不到，欲解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与项城谈到耕者有其田的政见，以为项城必会反对，怎知他不但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我实在不解是何故？”梁答说：“先生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
　　孙中山究竟把他的三个北行目的对袁说了没有，不得而知，但他曾和袁说到收回硬币而代以纸币的政策。他每提出一个问题，袁都击节赞赏，从没有不同意。有一天两人谈到兴高采烈时，袁兴奋地站了起来，举手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
　　袁对孙中山的态度是亲切、诚恳、百依百顺，使孙中山错误地认为袁的一切并不如传言中的恶劣。袁从未对孙中山提过什么要求，仅只谈过一件事是梁启超回国问题。袁说：“辛亥年我组织责任内阁时，曾经请梁卓如回国来担任司法部副大臣，他虽然没有回国，但此后经常和我通信，我知道他已经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现在允许他回国来参加政治，对我们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多少可以得到他的一些帮助。”孙立即同意了袁的意见。原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得了日人山田、少村俊三郎、野口内多三个人的掩护，由天津逃到日本，从事保皇立宪的运动。中华民国成立后，云南都督蔡锷电请黎元洪转电中央政府，要求起用他的老师梁启超，对袁世凯来说，他正想把这个君主立宪派领袖延揽回国，以供他的利用。所以他才如此热心地向孙中山提议，希望孙不念旧恶，给梁以效力民国的机会。
　　孙中山既然相信袁有合作就范的诚意，于是敦促黄兴仍来北京一行，俾免心中有所不快。黄虽不惬于袁的为人，但为调和南北，维持大局起见，乃毅然前往北京。
　　早在7月中旬，袁即遣蒋作宾持亲笔函和照片访黄，邀黄入京，黄当时复袁函如下：
　　慰公先生大总统钧鉴：日昨由蒋雨严（作宾）次长交到手书尊照。既见鬷蔑之心，如睹叶公之面，私衷钦仰，未可言喻。念自南北统一，先生独排众议，竭力主持，造福国民，诚非浅鲜。方今建设伊始，经纬万端，财政日陷于危机，舆论未衷于一致，潮流所至，国本堪虞，尤赖展布鸿猷，以匡大局。兴历年奔走，学殖久荒，才智不及中人，精力亦渐疲惫。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迭次忝膺重任，勉竭驽钝，实无寸长，退职之余，方思补过，而赐示乃奖励逾量，策以方来，命速至京，共筹大计，再三祗诵，愧悚弥深。惟是国事关怀，肝胆尚存，深念我公独当冲要，劳怨不辞，兴也何人，岂敢惜此一行，苟安旦夕，虽管蠡之见无可贡献，而得见君子，借聆名言，实所欣愿。前因风扇伤手，疮痕未愈，近复脚气发痛，跬步艰难，俟稍就痊可，即当遵命北行，抠衣进谒。兹因蒋次长还京之便，附呈相片，先表企慕之忱，伏维垂鉴，敬颂钧安！黄兴顿首。
　　袁又以大总统名义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黄于9月12日上书辞谢。辞函云：
　　大总统赐鉴：元年九月七日奉钧令授兴为陆军上将。闻命之下，愧悚莫名。……兴湘上书生，军旅之事本未尝学……十年以后，屡蹶屡起，中间亡命海外，虽不敢苟安旦夕，爱惜余生，然多败垂成，无功可纪。去岁武昌首举义旗，各省响应，卒致一体赞成，建设民国，时仅三月，兵不蔓延，而大局略定，皆出于我大总统救国之决心，与全国同胞之毅力。兴随诸君子后，强效驰驱，本国民分所应为，乃蒙宠以殊荣，侪之上将，则是不谙武学之身，滥竽军界……才同下驷，位忝冠军，时值种瓜，功非老将，倘竟被此荣名，恐无以励戎行而诏来兹也。况复河口督师，丧吾精锐，粤城苦战，失我良朋，以及历年各处相从起义，或运动革命，而身死妻离子散，久陷囹圄者，数且千百计。汉阳之役，舆尸多凶，皆为兴生平至痛之事，今独以侥幸残生，膺上赏，回念荒原白骨，冢且垒垒，创造共和，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曾记日本社会党有歌云：“彼大将胸间光辉灿烂之物，原非荣誉之金鸡勋章，乃为最可怜之兵卒骷髅”，今之上将头衔，何以异此！此则兴午夜扪心，诵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句而悲不自胜者也。务恳我大总统俯鉴愚忱而重视名器，不可滥假，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免滋咎戾，实所感激，不胜屏营之至。
　　袁世凯这时正在讨好孙、黄，因此对黄的谦辞批复不准：
　　据呈阅悉，该前留守，奔走国事廿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所经历，中外咸知，即起诸先烈于九泉而质之，当无愧色。授以上将，非曰酬庸之典，只征心理之同。来呈谓共和造成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抚今悼昔，悲壮苍凉；蒿目时艰，弥深悚惕。斯则本大总统与国民所当同思惕励，永矢不忘者也。该前留守谦挹之怀，足以风世，惟事经国务会议，佥谓该前留守名冠军界，众论翕然，所请收回成命，碍难照准。
　　8月27日黄兴在上海搭铭新轮北上，同行的有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何成浚、赵铁、徐少秋、徐申伯、梅同生、杨谱笙、陆惠生、龚禁侵、孙棣山等。北京特派总统府顾问官张仲华和旅长陈元白来接。宋教仁则迎于天津。9月11日抵北京，北京政府和各界热烈欢迎，其隆重仅稍逊于孙中山。第二天黄赴总统府拜访袁，袁同样地和黄热烈握手，亲切寒暄。
　　21日晚8时袁正式宴黄及随来诸人，同座者有参议院正副议长、秘书长、各部总次长及各高级军官约七八十人。酒酣，袁起立致欢迎词：
　　现在世界专制国断不能存立，非建设共和不可。盖专制国为家天下，仅以少数人负国家责任，故国事愈颓废；共和国为公天下，以全国人负国家责任，故国家可振兴。时至今日我国非采用共和国体不足以巩固国基。克强先生有见于此，惨淡经营，苦心创设共和，其丰功伟烈彰彰在人耳目，无俟赘述。在南京留守府时军队林立，鄙人未能时时接济饷项，先生于军饷缺乏之余，不仅能镇慑军心，并能首倡退伍，此先生至诚感人，是谓武备的精神，望我军界诸君均以先生武备的精神为模范，然后可维持于不败。曾涤生云真心爱国百折不回，先生艰苦卓绝成此大业，乃所谓真心爱国百折不回者，鄙人极为钦佩。就一班人观之，皆谓克强先生为磊落英雄，据鄙人所见不仅是磊落英雄，更是诚笃君子。鄙人对于先生敬之爱之，莫可言喻。此次先生北来，各界极欢迎，我两人相见所谈政见均属相同，先生所筹划各事皆出于真挚爱国之心，由惨淡经营而来，切实可行。今人言以国家为前提者甚多，大率口头禅，惟先生真是以国家为前提云。
　　黄兴答词：
　　今谬蒙大总统奖饰逾恒，愧不敢当。共和成立，实赖大总统救国之决心及国务员与各军长、师长各位一致赞助，始能收此效果，兴极为感佩。现在国基初立，建设之事甚多，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人民，当此艰巨困难之时局，一方面要维持破坏秩序，一方面要建立共和国家基础，其困难情形可以想见。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苦心规划，尤为感佩。以后国家困难之事，或较今日为尤甚，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使中华民国与各国立于平等之地位，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此兴之所希望于在座诸君，并用以自勉者。
　　孙中山在北京的活动，非常普遍，他认为革命并非以排满为目的，而是在于以平等地位结合五族汇为大中华民族。因此他曾和前清摄政王载沣互相拜会，前清隆裕太后曾命太保世续开放颐和园欢迎他参观，9月12日又命贝子溥伦等在金鱼胡同那桐宅欢宴孙、黄二公。席间并由溥伦致欢迎词。溥伦说：
　　两先生都是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这次国体变更，完全是两先生鼓吹奔走之力，咱们太后久仰孙先生的仁德，且信共和政体为廿世纪大势所趋，所以毅然以国政还之国人。咱们所期待的五族一律平等，国基从此永固，皇族受福无穷。
　　这天，孙中山感染喉疾，所以没有讲话，改由黄兴起立致答词，黄说：
　　这次共和告成，是由孙先生数十年的领导，坚苦卓绝，才使国人闻风景从，人心依归；如果没有隆裕太后的明哲，毅然决然主张让国退位，则革命成功不能如此容易。所以我们今天追源溯始，隆裕太后对于民国成立也有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举杯为她的健康干一杯！
　　10月3日参谋部在颐和园欢宴革命党的两位伟大军人黄兴和陈其美，邀请了前清太保世续作陪。黄兴和世续坐得很近，黄问起溥仪的起居近况，世续说溥仪今年四岁，已经剪了发，每日读书写字甚勤。黄说：“我们今天五族一家，清朝皇族多才，也是民国之福。”
　　由于这几位创建民国的伟人在北京的态度，使得退位的清朝皇族感到非常安慰，认为他们今后在新中国里面是不会遭到迫害或是清算的了。
　　袁世凯本希望在民国元年双十节（即辛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于北京举行孙、黄、袁、黎四巨头会议，共同签署一个施政纲领。因为民国《约法》早经公布，可是政府本身并无明确切实的施政纲领。在辛亥武昌起义周年，孙、黄、黎如能联袂晋京，不仅象征全国统一，也奠定了袁的总统地位。不巧是黎元洪因张振武案不敢入京，四巨头会议只好改成三巨头会议。孙、黄、袁三巨头几番讨论，最后确定了大纲八条，用电报征得副总统黎元洪的同意，遂于9月25日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宣布“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全文是：
　　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本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除成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左：
　　（一）立国采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陆军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